谁废弃了 “希望小学”

　　湖北省长阳县76所“希望小学”，53所遭“荒废”。

　　不只“希望小学”，10年间，当地中小学校从513所减少至94所。

　　学校大规模缩减背后，是当年运动式“普九”浪潮留下的后遗症。

　　一边是大量废弃的中小学校舍，一边是乡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家里一个孩子念书，家长陪读”成为普遍现象。无形中，又加重了中国乡村民众的负担。中西部山区儿童求学之路分化，会否产生新的教育不公和新的上学“难”问题？

　　“希望小学”的变迁是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重新思考中国乡村教育的契机。

　　“空壳”希望小学调查

　　本刊记者/沈雁冰

　　“普九”的强力推进，生源的持续减少，击中了当初校点规划布局的软肋，从而造成了现在乡村学校大量被撤并的现状。

　　杨溪希望小学的最后时光，学校里只剩下6个学生和3个老师。

　　暮色中，周平带着记者，熟门熟路地穿行在蜿蜒的山路上。

　　高高的石墙垒起的操场，如今种满了菜。蔬菜基地的招牌挂在曾经的校门上。

　　周平曾经是这所“希望小学”的“代理校长”。

　　1996年，湖北省文化厅捐资15万元，当地村民“双肩转运红砖、钢筋、水泥、沙石”，在没有通公路的黄家坡村蛇腰岭建起了这座小学。

　　10年后，2007年12月，周平和另外一个老师，带着仅剩的3名学生，“投奔”了30公里以外的刘坪佳盈希望小学。

　　夕阳下，硕大的校园寂静无声，再也没有朗朗读书声。

　　被废弃的“希望小学”

　　像杨溪、大鹏、猫儿冲这样的“空壳”希望小学，在湖北长阳有53所离长阳县城不远的津洋口镇杨家坪村，建筑商人杨大鹏捐建的大鹏希望小学，校名脱落，只剩“大鹏希”3个字。教学楼成了水泥砖厂，工人们正在“操场”装卸砖块。

　　1997年建造的大鹏希望小学是“全国第一所由农民个人捐资兴建的希望小学”，曾经名声在外，3年后的2000年，剩下的40多名学生转学到了5公里外的邓家坝小学。

　　沿清江逆流而上，山路十八弯，过资丘渡口，再绕盘山公路行进20多公里，整个车程3个多小时。猫儿冲希望小学坐落在大山深处，这所学校1995年由宜昌团市委、长阳县民委捐资10万元兴建，是长阳县第一所希望小学。2000年，猫儿冲希望小学被撤销，合并到民族希望小学。

　　2008年11月28日，本刊记者在学校看到，操场被翻垦成了田地，女主人董玉双准备在原来的操场上种上苞谷。原先的学校厨房养起了猪和鸡。5年前，董家花了1万块钱，从村委会买了学校的三层楼房和地。

　　像杨溪、大鹏、猫儿冲这样的“空壳”希望小学，在湖北长阳有53所。据媒体公开报道，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也有为数不少的希望小学“空壳”现象，“长阳现象”绝非个例。

　　对于“希望小学”的大量撤并、废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分别做出回应，对于通过基金会兴建的希望小学和民间资本参与援建的希望小学做出了区分，希望小学建设的冠名权在青基会，但有一些地方的希望小学建设是绕开了各级青基会，援建后自行冠名为“希望小学”。

　　本刊记者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局得到的数据，长阳县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部分“希望小学”也进行了撤并，湖北省青基会援建的18所希望小学现完整保存14所，撤并4所；宜昌市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两级团组织援建30所微型“希望小学”现保存9所，撤并21所；另由群众自筹资金兴建或接受个人少量捐资兴建，并尊重投资人意愿自行冠名“希望小学”的村级小学(教学点)28所，目前全部撤并到中心小学。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截止到2007年年底，希望工程在农村贫困地区援建的希望小学14385所。最新统计被撤掉的希望小学有521所，占全国希望小学的3.62%。

　　“普九”催生大量学校

　　人口的膨胀，再加上入学率和“普九”的硬件指标，各地乡镇政府的办学热情被“激发”。“希望小学”大量被废弃的背后，是当年“人民教育人民办”的运动式“普九”攻坚。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湖北西南部腹地，群山环抱，距武汉360公里，是全国100个重点扶贫县之一，湖北省唯一集“老(区)、少(民族地区)、山(山区)、穷(穷困地区)、库(库区)”于一体的县。

　　1986年，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普及义务教育成为社会共识。湖北省决定1990年前全省普及小学教育；2000年以前全省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让所有适龄儿童有学上，有书读”成为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

　　长阳山高人稀，一位老师曾经计算过，一个小学生读完小学6年，其行程超过二万五千里。孩子上学翻山越岭，经常半夜出门，夜半归来。不少孩子选择了辍学。

　　为保证入学率，“将学校建在贫下中农的家门口”，成为各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共同选择。

　　80年代的长阳，和中国很多中西部的山村学校一样，“破庙宇，旧祠堂，几块土砖打垒墙，破桌烂凳坐着读书郎”。

　　此时国家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由原先国家对教育统包统管的“穷国办大教育”政策转为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当时的政策是县办高职中，乡镇办初中，村办小学。“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于是村村办起了小学，在大山深山，村落分散的地方还办起了教学点。

　　中国的各个省份，兴起了集资办学的热潮，确保“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桌凳”。湖北一个山区贫困县的乡镇，全镇3万人口，人平土地仅有1.1亩，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200元。为建学校，老百姓勒紧裤带，省吃俭用，靠卖红薯干建起了6栋教学、综合、住宿楼，总投资近300万元。

　　在“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下，中国大地如湖北省一般催生了大量新的校舍。

　　此前的1984年7月，长阳县成为土家族自治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生育政策放松，允许生第二胎，造就了生育高峰。这一时期出生的孩子在90年代形成了入学高峰。据长阳县教育局的统计，最高峰的1998年长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达到79141人。

　　进入90年代，“普九”进入攻坚阶段。长阳属于三类地区，被要求辍学率控制在3%以下，15周岁人口中，初等教育完成率为98%以上。

　　人口的膨胀，再加上入学率和“普九”的硬件指标，各地乡镇政府的办学热情被“激发”。

　　寻找捐助和投资建校的人、资金成了各地政府官员的首要任务。在津洋口镇，镇政府和村干部深更半夜满大街寻找杨大鹏，最后促成杨捐资7.8万元兴建了大鹏希望小学。

　　鸭子口乡刘坪村四组，在村合并前，这个地方叫东流溪村，1989年因为库区蓄水，需要把原来“祠堂式”的学校搬迁重建新校舍。老村主任刘子兴，发动村民捐款，但是村民实在穷,集不起来。于是刘想了个办法，给从村里出去的人广发请帖，恳请为老家做点贡献，捐资助学。村民胡小平在长阳县城一中学教书的叔叔为此捐了500元。

　　胡小平的妻子回忆，造学校的时候，村民出不起钱但要出工，去山下东流溪里背沙石，一堆堆分好，每个学生家庭要背1万斤上山。

　　集资的效果并不好，最终只集到1100多元。再加上移民配套安置的5万元资金，东流溪村硬是挖平山坡，举债造起了新学校。

　　“盖了两层楼，有10个大教室，当时上面有要求，只能盖楼房，不能盖平房、瓦房”，刘子兴说。

　　像东流溪村这样的“造校运动”，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村庄被“复制”，无论是贫穷的山区，还是相对富裕的平原地区。

　　1999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举全县之力”，终于通过了湖北省政府“普九”评估验收。

　　2000年，湖北省宣布全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全部检查验收。也是在这一年，教育部宣布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中国从1986年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基本实现目标，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

　　相关资料表明，“普九”达标之后的2000年，长阳共有中小学校500余所，湖北省共有农村中小学校近3万所，而全国的数据是全国中小学校有55.79万所。

　　“普九”后遗症

　　长阳县教育局副书记田明岳提供的材料显示，在1997～1998年通过募集捐款的基础上，按照每所5万元的标准对村级教学点的危旧校舍进行了改造，共援建微型“希望小学”30所，另由群众自筹资金兴建或接受个人少量捐资兴建，并尊重投资人意愿自行冠名“希望小学”的村级小学(教学点)28所。

　　此时，正是长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达标验收的“冲刺阶段”。希望小学就是在那时候爆发的，大鹏希望小学就属于这一类个人捐资兴建的“希望小学”。

　　当时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把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权等下放到乡镇一级，而各级党政一把手都签订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责任合同书，作为“两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作为教育管理部门的教育局只有宏观指导的职能，乡镇政府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建校的决定权在乡镇”。

　　长阳教育局称，分级办学体制导致宏观调控难，对几村合办小学难以形成共识，以致“极少数学校未建就形成浪费”。有媒体报道称，“湖北一堂皇气派的小学自建成之日，从未使用过一天，竟变成了养鸡场”。

　　田明岳对本刊记者说，为了“普九”考核达标，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大量募资资金，互相攀比，甚至不惜举债建校，几乎每一个村都建起了漂亮的学校。

　　此间，由工程队垫资、银行贷款建起来的学校，由于长期无法偿还欠款，一些乡镇学校开学时，被包工头封堵校门的事件时有发生。

　　义务教育的重担由乡镇和县级政府承担后，弱小的基层财政无法承担庞大的教育支出，在中国乡村出现了“大量代课教师和拖欠教师工资现象”。据统计数据，2000年时全国拖欠教师工资曾达到180亿元。

　　政府向农民征收教育费用也成为常态。自1995年起，基层教育“收费风”开始愈演愈烈。

　　2001年，农村义务教育再次转向，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由“以民为主”到“以政府为主”的转变。

　　此时，国家注意到基层的收费乱现象，为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推行农村税费改革。2002年，湖北省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各种收费被制止，农村义务教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普九”过后，债务遍地。来自长阳县政府的数据显示，该县为“普九”共欠债2285.26万元，至今还有1780万元没有偿还。

　　“长阳现象”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华中师大博导范先佐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普九”留下沉重的债务，全国有近600亿元。

　　乡村学校大撤并

　　“‘普九’过后，人口高峰退去，乡村学校的生源急剧减少，是撤并学校的主要原因”

　　除了沉重的债务，“普九”还为中国乡村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学校舍。

　　税费改革后取消了教育集资和教育费附加，资金投入出现“空档”，导致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普遍减少，“政府希望通过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集中办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财政压力”。

　　此外，2000年始，为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乡镇政府行政效率，精简机构和人员，中国乡村先后进行了乡镇合并、合村并组。“这又为乡镇政府借机撤并乡村学校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除了财政压力外，田明岳认为，“‘普九’过后，人口高峰退去，很多乡村学校的生源急剧减少，是撤并学校的主要原因”。

　　田明岳提供的数据显示，长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由1998年的79141人下降至2008年的42799人，10年间锐减36342人。

　　90年代后期，中国乡村人口大量自由迁徙，农民工子女进城就读等多种原因也导致农村生源严重不足，偏远学校规模锐减，质量和效益难以保证，适时撤并成为客观要求。田明岳说，10年间家长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政府要我读”转变为“我要读书”、“我要读好书”。

　　刘泰山，一位有着25年校长经历、35年教龄的老教育工作者，现为鸭子口乡刘坪佳盈希望小学的党委书记。他经历了当地乡村小学的变迁。刘认为，乡村小学的撤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001年，长阳县调整规划中小学布局，提出“联村办小学、乡镇办初中、县级办高中”的办学思路。长阳县部分农村小学(包括希望小学)在布局调整中被有规划、有步骤地撤并，“以此优化整合教育资源”。

　　长阳县乡镇由1999年的16个合并为现在的11个，村级组织由2000年的442个合并为现在的154个，中小学校也由2001年的513所撤并至2008年秋的94所。

　　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了新一轮乡村教育布局大调整。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564万人，而1998年全国小学在校生是13953.8万人，9年间减少了3300多万人。伴之而来的是乡村小学数量的锐减，20余年间，中国乡村小学锐减了3/5，从1985年的83万元所，至2007年已撤并至34万所。

　　田明岳说，过去政府在学校布点上，是“撒胡椒面”式的做法，确实缺乏长远规划，人口高峰很容易预测，但政府建校的热情，当时的教育系统无法左右。

　　一些被撤并的学校，至今跟周边农舍比起来，仍是当地最好最漂亮的房子。如今这些校产属于村委会，或被变卖，或被租赁，或被改造成农民培训学校、村委会、卫生室。

　　按长阳县教育局的说法，被撤学校的资产、动产充实到合并学校，不动产由当时的办学主体村委会变卖后偿还“普九”债务，或由村级调整、改造综合利用，但仍有大量校舍处于闲置状态。

　　2008年11月29日，刘子兴对本刊记者说，东流溪小学以1.8万元卖给了一位商人，以偿还村里的历史欠账以及村干部的工资。

　　长阳方面称，这些被撤并的学校，有效地解决了长阳农村高峰期特别是偏远地区适龄儿童“入学难”问题，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做出了历史贡献。

　　在刘泰山的记忆里，在学校撤并前，农村教育资源分散，一村一所小学，一个乡镇一所初中。在他当学区校长的时候，高山上的一些小学校，往往只有1～2名老师，5～6名学生，没有配音乐、美术、英语等课程的老师。

　　山上的老师来乡镇中心小学开一次会，要走几个小时山路不说，还会耽误学生一天课。一块田，一块黑板，老师“兼农兼教”，遇到快下雨的时候，直接跑回家收东西去，农忙的时候，去学校找人也找不到，原来老师提早放学，回家干农活去了。

　　刘泰山的经验告诉他，学校撤并，集中教学，是从原来“放羊式教学”到现在合理分工、专业化教学的转变，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