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新三座大山”何时坍塌

　　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养老，都折射出了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吴林发自北京 杨兰零胃疼了好几年，却一直没上医院。

　　10年前，这位山东省沂水县农民就在镇上一个烟站打工，每个月收入400元。但因为此前儿子在上大学，每年一到开学，他就不由得皱紧眉头。

　　5年前，儿子到北京上了公费的研究生，但老杨依然省吃俭用，想为自己“存老本”。他说，儿子毕业后会留在北京，面临买房结婚的压力，自己不想给他增加负担。然而，几个月前，他胃疼难忍，不得不到县城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

　　没钱看病，付不起儿子上学的钱，几年间，老杨一直被这两个负担压得气喘吁吁。而本应属于儿子的养老负担，他又悄悄背到了身上。

　　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在杨兰零家集中体现的三大问题，在很多中国家庭都存在。很多人认为，这是新的“三座大山”，它们的形成说明医疗、教育、养老金制度改革陷入了困局。

　　大大改善的民生

　　对于老杨而言，不幸中的万幸是，在检查结果出来不久，他就接受了手术，并且做了3次化疗，恢复情况良好。而由于2年前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万多元的治疗费报销后，可以拿回约7000元。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在一些试点地区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数据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今年的覆盖率已经达到80%左右，而按照中央的要求，2010年将覆盖到百分之百。这也被视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过程中取得的较大成效。

　　在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教授庹国柱看来，医疗保险覆盖面越来越广，是改革取得成效的一大标志。至于养老金保险，“现在已经覆盖到农民工群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将会逐步让农民受益。”

　　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史静寰认为，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其规模的发展速度都令世界吃惊。而从2006年在西部开始免费义务教育，到今年全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这更是中国教育发展前所未有的大提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是执政党的政治宣言和民众的集体诉求，但从目前来看，离这个理想似乎还有点远。

　　医院里的天堂和地狱

　　伍明君是南方一座海滨城市的放射科医生。在工作的二十年间，他时常感到无奈。“有些病人被查出患了癌症，其实并非不能治，但因为连住院押金都交不起，只能回家。”

　　几年前，他参股所在的科室购买新设备，投入了1万多元。用这台设备做一个检查，需要花掉病人几百元钱，其实，“有些病用旧的机器检查，最多只需要几十元。”他说。

　　但现在，医生们都抢着让病人使用新的设备。理由很简单，所有出资医生的奖金与新设备的使用频率密切相关。

　　于是，他经常能看到有病人舍不得出几百元检查费，来了又走了。而一掷千金的人他也见过不少。“有的人得了一个小感冒，却要求做核磁共振。”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发布的医改研究报告指出，医疗保障已经成为“富人的俱乐部”。而“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则是很多没有医疗保障者的真实写照。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此外，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变形记》透射的巨大反差

　　在医疗中形成的落差，在教育方面同样存在。

　　去年，一档名为《变形计》的节目在湖南卫视热播。其中一期节目《网变》讲的是一个繁华都市的网瘾少年魏程和一个贫困乡村的农家少年高占喜互换7天的故事。魏程生活富足，学习环境优越，却沉迷于网络，不思学习。高占喜父母体弱，他一个人在上学之余负担起了家里的大小事情和田里的农活儿。

　　另一期节目则是北京重点小学老师苏垒和湘西山村惟一的小学老师吴艺伟的互换。北京的重点中学是明清两朝的官办学校，办学条件优越。而湘西小学的教舍却是吴老师借外出打工弟弟的空房子，孩子们只能在破旧的屋顶和昏暗的光线下学习。

　　对于城市和农村教育条件的巨大反差，史静寰认为，这涉及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国家对城市和农村的资源配置确实存在现实的差距。

　　不过，即使是在城市，虽然今年9月1日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使得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面免除，但仍有很多家长感受到孩子教育带来的经济压力。相关数据显示，在一个中等城市要养大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要投入的教育成本是30万元。

　　“老无所养”的悲哀

　　下有小，上有老。

　　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南京一位乞讨老汉捐出的105元感动了中国时，却也让人感到辛酸。这背后折射了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中国已经逐渐步入老龄社会，但很多老人却得不到安置，有的甚至不得不以乞讨为生。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地逐渐转向非农业地的比重在不断增大，而且农产品种植业比较收益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过去依靠土地为养老保障的功能将会越来越弱。而在城市，“啃老族”的出现则成为养老的一大威胁。这一名词指的是那些主动放弃就业机会的年轻人，他们赋闲在家，衣食住行全靠父母。

　　北京青年贾金磊是在2008年年初加入“啃老”一族的。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他失业了。一年过后，他仍然没有找到新的东家。因此，他只能每个月从家里“借”点父母的养老金。不过，与那些透支父母养老金买房的同学相比，他并不认为自己很过分。“有时候我干点零活，也能挣点钱养活自己。反正父母很清楚，他们没法靠我。”

　　其实，即使受到养老金制度保障的老年人，也能感觉到物价飞涨等带来的压力。香港《南华早报》文章曾指出，2010年中国面临的养老金资金缺口达到1100亿美元。而养老金资产的管理则可能成为比填补资金缺口更严重的问题。据悉，养老金基金只占中国内地居民个人资产组合的1%。相比之下，香港居民所持有的养老金基金为6%，新加坡为28%，美国为37%。

　　穷人很苦，富人很烦

　　其实，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养老，都折射出了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警戒线0.4左右，这是国际上用来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一个指标，0.4到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而如果把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迎生认为，基尼系数超高后，低收入阶层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将使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不能实现公平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事实上，“仇富心理”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热门词汇。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出事时，人们大声叫好；当王石陷入“捐款门”事件时，人们一片骂声；而任志强“我是商人，不应该考虑穷人”话语一出，即遭炮轰……这些事件都被视为“仇富心理”的一个体现。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指出，“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

　　医疗、教育、养老这三大民生问题都与分配不公有着密切联系，30年来这三大问题一直是改革的难点，未来仍是改革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