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名士”自况

　　在梁羽生和金庸开启一代武侠新风之后，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上发表过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文中云：“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 ‘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佟硕之者，梁羽生也。此文是他应罗孚的要求而写的。此时，金庸已另立门户执掌《明报》，而梁羽生依然是《新晚报》的编辑。

　　梁羽生以“名士”自况。在有着古老传统的中国，“名士”以其独有的学养，承担着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的责任，但两者常常产生冲突，则需要“名士”在时代与心灵的两极中寻求平衡，否则何能成为“名士”？

　　梁羽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及熟读古文、擅长于对联。及至弱冠，在广西桂林中学读高中，喜欢填词弄赋。后因日军侵扰返乡，适逢数位粤籍学者避难蒙山，遂依礼拜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为师；而后来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当年也曾在他家里住过，两人亦师亦友。梁羽生曾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国学底子笃实。后随师返穗，考入岭南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大公报》谋得差事，编辑旗下《新晚报》文学副刊，一份工作到暮年。主业烹文煮字，闲来棋书自乐。偶然被逼踏入“江湖”，成为侠客，则既开风气又为先。晚年随子女定居澳洲，依然棋书自乐，直到归隐道山

　　这样无传奇的一生，“名士”的派头在哪里？

　　其实，在时代的流变里，一直以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为己任“名士”，途径无非两条：一条是与时代契合，激扬文字；一条是能隐则隐，甚或“大隐隐于市”。以此衡量梁羽生，乃真“名士”也。

　　1966年，文革波及香港，港岛也同样陷入狂热，梁羽生走出“江湖”世界，关注时局，改写时评，指点大局，一时挥斥方遒。时代的激情，激烈地冲撞着他的左派理念，使他成为“革命群众”的坚定支持者。而主持《明报》的金庸，与他供职的《大公报》政见相左，两报你来我往，笔战连番，而两人扮演的角色如何？那段岁月是荒唐的，梁、金之间这段往事也很少有人提及，一直为人所揣测。但梁羽生以“名士”自居的政治与教化的派头则是十足的。

　　荒唐岁月过后，梁羽生则“大隐隐于市”了。1978年，邓小平在广州接见他，他却仍然穿着一套旧西装，脚上的皮鞋烂了鞋尖。当时一个陪同人员问：“您老就穿成这样去见小平同志吗？”梁羽生才如梦方醒，托人买了一双新皮鞋和西装。“竹林七贤”的披发跣足是古时的隐，现代的隐，当无出乎梁羽生了。 ★

　　侠影之外有雅兴

　　梁羽生自称，他一生所爱有三，一是武侠小说，二是古典诗词，三是棋。

　　“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盛名，将梁羽生笼罩在夺目的侠影之下，因而侠影之外，便处处黯淡，以至于即使他的“粉丝”，也很少知道在其他方面，梁羽生也可以卓然成家。

　　关于梁羽生“古典诗词”的雅兴，读其作品莫约可以领略到。他的作品中，开篇词都写得情感丰富，而书中有名士气派的人物填词弄赋的也不少。

　　在他新近出版的随笔集《笔花六照》中，梁自谦说，作品中的“词是但凭兴之所至，胡乱填的”，却得到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的赞赏，可见其古典诗词功底之深。

　　梁是学经济出身，但有年少时打下的笃实的国学功底，加之又与一代大家饶宗颐、金应熙等亦师亦友，他不但制诗填词得心应手，谈起诗话来也是大内行。他的谈诗说词，既不限体，也不限于国内，举凡古体诗、现代诗、打油诗、外国诗，从章士钊、张恨水、杨振宁、奥本海默、黄苗子、聂绀弩、野村篁园、柳北岸、尤今等，皆可谈，而且均有见解。在《笔花六照》中，专有“诗话书话”一辑，读之令人大开眼界。

　　在《笔花六照》中，梁羽生另辟一“花”，专谈棋人棋事。这也是他最痴迷的雅兴——象棋、围棋皆好，且有国手之誉。1957年，他与娇妻新婚燕尔之际，一同到北京旅游。想到北京之大，国手如云，便一时技痒，舍下娇妻，独自到北京棋院寻找棋手对弈。结果棋逢敌手，忘了回去会妻，害新婚妻子彻夜独守旅店中。

　　对棋如此痴迷，谈棋也成为他的爱好。在报纸上，他专门写过评棋专栏。在《笔花六照》，他谈围棋, 既钩沉中国的围棋传统，又点评棋坛诸豪杰——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常昊、曹薰铉、李昌镐等。谈象棋，更是行家里手。追述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棋坛健将、对弈往事，点评比赛的战术，文笔诙谐老道，大家风范卓然。喜欢棋类的人读来，不禁拍案叫绝。

　　梁羽生享年85岁，也算高寿。35部武侠小说名世，散文随笔数本，棋艺为乐而攀及国手，且出经典棋评，功成名就，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