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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侠文化的历史索骥
武侠文化与武侠小说，分别在清朝末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及50至80年代的香港形成过三个高峰。但无论哪个时期，都是对当下社会政治形态和大众心理的反射
口述：傅国涌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杨时
清末：“侠”“官”相互依存
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年的文化是一种以皇帝为中心的皇权文化。人们没有公民意识，中国文化自身并没有生长出皇权以外的制度想象，面对社会问题时只能在皇权制度的框架下去面对。文化服务的对象是皇帝，而大众在皇权文化之下同样需要自娱自乐的文化形式，于是逐渐派生出清官文化与武侠文化两个支流。
人们盼望着有一个清官为自己解决问题，如果清官难以解决就盼望出现一个匡扶正义的侠客。所以，那时的清官文化和侠客文化是帝王文化的补充，而这两者又是一体两面，难以分割。
在这段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三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等等。大致可以归纳为“公案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人们盼望的主角通常是能够飞檐走壁、武艺高强的侠客，比如《三侠五义》中的展昭、五鼠等等。但是，这些侠客并非真正的主角，而在他们背后的清官，才是最重要的人物。展昭为保护包拯，五鼠中最顽皮的锦毛鼠最终也投靠朝廷为朝廷卖命��
这类小说的模式，是武功高强的侠客终要投靠一个清官，受到招安。这些从《水浒传》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这样的模式，是中国侠文化的起源——武侠与清官互相依存。
这个时期的武侠小说，有着浓重的模式化倾向。好坏人在出场时就被立即分辨清楚，叙述语言大都属于说书性质的话本语言。
20~30年代：脱离现实的想象江湖
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与清朝以前的王朝制度不同了。这个时期，共和意识产生，中国的市民社会开始发育，人们对于清官的渴望渐渐淡化。武侠文化与清官文化也逐渐脱钩。武侠小说从而变为更具有市民消费性质的大众文化。于是，写作者开始转而写像《十二金钱镖》这样反映江湖恩怨、门派纠纷、武术较量的作品。于是出现了宫白羽与还珠楼主这样的作者。
武林和江湖，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一种以身处的民间社会为背景的想象世界。武侠小说成为更为纯粹的消遣。
但是因为战争的爆发，这个时段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抗日战争的激烈与动荡，很快将这类消遣文化压制下去。在此之后，大陆的武侠小说告一段落。
直到50年代才又在香港重新被赋予生命，其代表就是金庸与梁羽生，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新派武侠”，并逐渐被整个华人世界所接纳，达到了武侠文化的新高峰。
50~80年代：香港独有土壤下的家国梦
从50～80年代，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所在的鸳鸯蝴蝶派在大陆销声匿迹。在当时的台湾，也属于威权统治时期，所以只有在香港那样一个英国殖民地之下，新武侠小说才有了生长的基础。
首先，接受过旧学教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感情的文人并没有绝迹，金庸与梁羽生就属于此列。
第二，这些人又受过新式教育。梁羽生是岭南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金庸曾经就读于两所高校学习外语和国际法。他们读过英文，有着开放的视野。
第三，这些人赶上了大时代的背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创伤，感受过亡国的痛楚，也经历了内战的纷扰。金庸与梁羽生的父亲同在1951年作为地主被枪毙，因为政治的巨大变革，他们亡命香港，与家人隔绝，在英国殖民地享有了自由却失去了文化的根。由于这样的背景，他们对于故国文化的怀恋比常人深刻而强烈得多。当他们有机会介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把自己的知识积累、文化传承、悲痛身世以及对家国的感慨都化入自己的武侠作品当中，一下子把武侠的层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又因为地处香港，能有机会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虽然用传统的方式去写作，但是自然有了一个世界的参考系。即使是旧形式、旧瓶也有新酒。至于表述方式，金庸与梁羽生的小说语言也与前人不同，采用的都是雅致的文人语言。梁羽生的词作可以直追宋人。
但是，由于新派武侠小说从开始就只为娱乐而作，即使有着比先前通俗小说更为深刻的内涵，但也是由无意识而生发出来，并非有意为之。梁羽生在1979年于新加坡华文报纸开设专栏“笔·剑·书”，在开栏语中曾说，“本人本应搞文史专业，但偶然写作武侠小说，一写三十年，这三十年全部被浪费了。”金庸也曾多次表达过，自己的作品更多的只是娱乐与消遣，可见，他们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着中肯的认识。
从此意义上说，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作品不可被高估，但在文化史上意义重大。新武侠小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被华人所认可，对于传承中国固有的旧文化有着正面价值。
武侠文化与时代精神
如果说晚清的侠义小说与清朝清官文化不可分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与市民消费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当下的中国对于武侠小说和武侠精神的诉求也与当下社会有着联系。
中国大陆目前属于经济上的现代社会，但法制制度并不完善，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遭遇不公平和不正义。如果遭遇这些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合法追诉渠道得到解决，那么侠文化可能很快就会退堂，从而会出现公民文化的消费模式。
由于制度上的不足，武侠还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对应。心中仍然存在对于侠文化的需要，渴望一个救世主帮助人们解决问题。
而武侠文化在当代社会如果不演变成为公民文化是没有出路的。梁羽生曾经在一首新体诗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在年轻人的身上也能看到过去侠士的影子，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学会了独立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的侠客形象应该是那些能够独立思考、敢作敢当、去追求自己公民权利和理想的人。
侠客的形象和精神在每一个时代是被人们赋予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形象。每一个时代，必须为侠士赋予新的内涵。
在上世纪战争时期，那些保家卫国的抗日战士是彼时期的侠客。而现在，现在的侠士一定不再是劫富济贫的勇猛之士，真正的侠客是公民。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是这个时代的侠士精神。
中国武侠小说的兴起和武侠精神的流传与各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与大众心理基础密不可分。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对于武侠精神的需求，时代背景和基础的不同，对于形式和内涵的理解也有变化。但这一切，都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无法分割。 ★
(傅国涌：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武侠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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