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象征性参与并非不具备其象征价值乃至实质性的意义。政府、公众与媒体都在学习和成长。

　　撰稿·洪 兵

　　事实上，此次的网民代表参与“躲猫猫”事件调查更多具有象征性参与的色彩：调查由省委宣传部协调组织，参与的网民主要来源于副部长伍皓的QQ群“伍皓网络意见箱”，“成员数百人，多为媒体记者和网络写手”； 调查议题在8点半至11点的大巴路途上商定，调查只持续6个小时；设想中的调查核心，如观看监控录像以及与犯罪嫌疑人见面被看守所拒绝。

　　也许在调查委员会被命名为“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时，这次调查就注定了不会成为一些媒体所渲染的“革命之路”：舆论是公众对事件的回应，而真相是公众渴求的对于事件的真实叙述，三者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它们所涉及的众多机构和复杂运作，显然不是几个小时内召集的一个委员会所能够承担和“调查”的。

　　所以与周老虎事件中色影无忌的网友和攀枝花的网友搜索和发现铁证相比，不必去苛责在从省委大门到看守所的路上，参与调查的一个网民向网站直播调查组情况，而另外两个网民“都一边说出自己想知道的问题，一边兴奋地拍照记录车上每一个人的表情”；更不必讶异，一个网民在调查中所提出的问题，被公安局副局长回答为“这是一个法律常识”：如同网友组长“风之末端”其后的总结：“如果我们委员的法律水平更高一些，还可以进一步做些事……遗憾就是我们听看到的不足以做结论”。

　　但这种象征性参与并非不具备其象征价值乃至实质性的意义。政府、公众与媒体都在学习和成长。无论媒介和网民们对于调查小组及其报告的有限肯定、不满或者质疑，乃至对于调查小组网民成员的“人肉搜索”，都显示了中国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理性思辨能力，而这对于克服民主政治中的政治疏离感和犬儒主义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而以这个事件中的另一核心人物、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为例，当公安局向他反映最初采访时说的是“瞎子摸鱼”而媒体将它变成了“躲猫猫”时，他表示“这个不是问题的核心。即使你换成‘瞎子摸鱼’，大家仍然对游戏致人死亡这个结论有怀疑”，这一方面表明他对于新闻工作的相对宽容，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于社会情境中的网络舆论的理解——也许既基于其前记者和“新闻方面舆论应对的专家”的身份，也源自“周老虎”、“俯卧撑”等诸多事件对官员们的历练；更重要的是他所明确显示的对于以往的“拖”、“失声”、“删”等政策的反思和表态：“网友渴求真相和知情权，这与我们宣传部的立场是一致的”，甚至对于调查组报告最后的结语“感谢省委宣传部”他也表示了异议——“不是你们感谢，而是我要感谢你们”。

　　政府政治、公众与媒体，从来是共生性的行动领域，在这个激荡的时代面临着激辩、界定和捍卫公共利益的共同使命。开放和民主的政府政治，知情和参与的公众，作为公共论坛的媒体，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观察到国新办网络局对于云南“开创宣传思想新的思路”的褒奖，联系温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遭遇突发事件后国内媒体打破“惯例”和回归新闻职业常态的表现，这些也许都使得中国的公众和网民们有了更高的期待：伍皓所言的“对舆论的尊重和敬畏”，公众所渴望的了解真相的权力和渠道，能否真正成为一种民主的制度安排？(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躲猫猫”背后的危机处理病态

　　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某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很成问题，出了事，无论大小，政府说什么，民众都不相信，反过来，小道的流言说什么，民众都信。

　　撰稿·张 鸣

　　云南晋宁县一个农民在看守所突然死了，所方说是因为玩“躲猫猫”游戏所致。几乎在顷刻之间，“躲猫猫”就成了网上跟“俯卧撑”一样的时髦名词。云南省委宣传部危机公关，组织网民调查委员会调查此案，结果却更糟，不仅调查结果遭到质疑，连参加者也遭遇人肉搜索，省委宣传部此举，也被骂成作秀甚至骗局，害得有关官员，不断地出来解释，前面的事件没有解释清楚，又要解释后来的调查。

　　“躲猫猫”本是儿童的游戏，但是由于云南方面别出心裁的举措，似乎已经把这件“死人的事”变成了大规模的网络游戏。在此，我不想以恶意揣测云南方面，宁可相信此举其实怀有公开透明的诚意，但是，我们知道，网民并非一个有组织的群体，邀请网民参加调查是好事，但谁能代表网民呢？总不能把所有人都弄来，晋宁也没那么大的地方装。无论谁出来代表，在多数网民那里，都没有代表性，不管真假，都可能是政府的托儿。姑且不论调查本身跟看守所方面最初的表态一样，相当粗糙，就算调查本身很有水平，也一样难以取信于人，因为“躲猫猫”背后，是政府危机处理的病态。

　　但凡发生意外死亡，而且这死亡跟政府部门有关(或者被认为有关)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政府必须出面危机处理或者公关。可是，危机公共的前提，需要公关者自身具有一定的公信力，民众对公关者本身要有一定的信任度，否则，事情就很难办。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某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很成问题，出了事，无论大小，政府说什么，民众都不相信，反过来，小道的流言说什么，民众都信。非得上级甚至中央政府出面，才能摆平，即使当地的事情平息了，网民的疑惑却未见得能解，后续的不良效应一直会发酵下去。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传统危机处理模式，事情一发生，首先做的，是封锁消息，能瞒则瞒，内部处理，内部结案，结果造成凡遇危机，政府对外不讲真话，久而久之，狼真的来了，人们都不信了。同时，像看守所这种地方，此前的确出过一些不法的情事，遭遇意外死亡的人，很多跟刑讯逼供，牢头狱霸专行等等有关，因此只要一出事，人们就容易往这方面去想。加上看守所方面最初的解释，实在过于粗糙，有违常识，自然使得云南方面的危机公关，雪上加霜，怎么做都错。

　　其实，跟去年的瓮安事件的“俯卧撑”一样，在看守所里玩“躲猫猫”致死，按常理，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不排除在特殊的情况下，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事情无论怎样离奇，只要出了人命，按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大事，天大的事，对于这种事的解释，必须相当慎重。首先要坚持给公众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即使代价很大，也必须公布，给公众说清楚。如果事情的真相，真的如看守所所说，就是一场单纯的事故，则必须有过硬的证据，以及切实的措施。躲猫猫背后如果没有猫腻，没有不法情形，那么如何跟此前出现过的一些非正常死亡划清界线，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多动脑子，因为此事的确容易令人生疑。起码的要在第一事件把现场保护好，证据保护好，将视频录像资料准备好，在开放媒体的情况下，尽快找权威部门鉴定，以示昭信，才是当前措施的不二法门，实际上，这也是政法部门的常识。像云南方面这样，看守所随意发言在先，宣传部召集网民代表在后，不管动机如何，结果都只能是弄巧成拙。

　　当然，对于某些政府机关来说，危机公关的真正改善，还在于重建自己的公信力，尽可能说真话，说实话，采取实际行动，建立制度保障，切实保证行政行为的透明，公开。

　　没有一个民众信得过的民意机构，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遇有危机，如果一时处理不当，基层官员又缺乏人望，就只能问题上交，矛盾上交，麻烦上交，不仅在出现群体性事件时要上级来给擦屁股，就是平时的日常纠纷，也会制造无穷无尽的上访人士，逐级上访，一直访到中央，给上级政府增添无尽的压力和麻烦。很多政府官员都觉得当今的民众不好管理，网民更是百般挑剔，动辄冷嘲热讽，人肉搜索，其实，对于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恰恰是政府官员自己应该想一想，没有信任，自然就会有尖刻的刁难。

　　政府的危机公关不是躲猫猫的一场游戏，不能自己蒙上眼睛，对自家的病态视而不见，沉下心来，正视自己，治好自己的病，日子才会好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