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芳、特约撰稿王菲宇｜北京报道

　　我曾经在反对“房荒”的游行队伍里高喊类似的革命口号，我还和伙伴们在一栋空楼里安营扎寨，与国家机器对抗。 而现在，身为富裕人群中的一员，我俨然变成了当年自己反对的富人阶级

　　“中国人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小时候，外祖 父越是危言耸听，AdrianGeiges越是对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着迷。

　　成长在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AdrianGeiges却对社会主义抱有极大的兴趣。生命旅程里他选择一路向东 ，从西德到东德，再到苏联和后来的独联体，然后到了中国，起了个中文名字叫“佳杰思”。

　　他先作为贝塔斯曼旗下杂志集团古纳亚中国区CEO，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成为当年自己曾反对的富人阶级的一员；又 担任德国《明星》周刊驻亚洲首席记者，深入各种普通人无法涉足的场所：政府大楼、棚户区、监狱??

　　2009年2月，佳杰思告别记者行业，成为专职作家，并推出其第五本书《我的“愤青”生涯》中文版。在这本自 传中，他讲述了自己3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世界的传奇。

　　在东德秘密培训

　　他出生于1960年，正赶上西方“物质上升、信仰下降”的一代。1968年法国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在德国也 引起了青年学生运动，给童年的佳杰思留下深刻的“革命”印象。

　　“在德国有很多人说‘毛语录’是一个年代的书。那时大家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有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觉得需要 一场大的革命，(感到)中国在这方面令人瞩目——原先很穷，解放后越来越好。”佳杰思对《望东方周刊》说。

　　1968年11月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恰可为之注解：“毛主义在欧洲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毛派思想对普 遍激进但是没有正式政治信仰的欧洲年轻一代的影响。这些日子，在欧洲各大学中，表白对毛派思想的钦佩，就像在美国的大 学里吸烟斗一样时髦。”

　　中学期间，像佳杰思这样对社会主义充满向往的人越来越多，佳杰思慢慢成为他们的头头。他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 课，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16岁生日那天，佳杰思加入了西德共产党。两年后，表现突出的他得到意外嘉奖：他将被派往东德的干部学校秘密 培训一年！

　　在他的印象里，东德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浓重的历史意味。培训的地点是卡尔·马克思市，干部学校的名字是威廉 ·匹克青年大学——威廉·匹克是民主德国的第一任国家领导人——而学校的原址是希特勒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别墅。

　　课程内容是科学共产主义等课程。老师经常在猝不及防的时候要大家“拿张纸出来”，让他们“写出无产阶级专政的 定义，并引述一句列宁的话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本质”。从小熟读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佳杰思总是最高分。

　　同学很多来自埃塞俄比亚、阿富汗、越南、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也有少数来自挪威、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 共产党年轻干部。

　　“年轻时想法比较极端，非黑即白，觉得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目的都不好，而我正处在少数的好的人 里面。”佳杰思笑言。

　　代表西德共产党访问中国

　　回到西德，佳杰思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活力》杂志的记者，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媒体生涯。“到目前为止， 我这辈子只做过两种职业，一是从事革命，二是做记者。”他曾在书中如是写道。

　　当时，佳杰思在编辑部负责两个栏目，“国际大团结”和“情感与性爱”。前者意味着他需要常出去采访，主要是去 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解放了的第三世界国家。后者则要求“以社会主义性观念作为性教育的指导方针”，将“性解放”与马克思 主义伦理学“辩证统一起来”。

　　“我那时的梦想是走遍全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果真实现了。”佳杰思对前半生的传奇经历感到满足。

　　1984年，他在招募劳工青年团新团员、征订《活力》杂志中业绩突出，获得奖励——去越南旅行。当时越南只有 极少数外国人可以访问，佳杰思一行是第一批到那里的西德青年组织代表。

　　他们享受了国宾般的待遇——出门有交通管制保证顺畅，住宿在当地最豪华的套房，当然，他们也被安排参观了美国 留给越南的战争疮痍——回去在刊物上可以就此大写一笔。

　　“平时在西德，我们遭到的不是人们的谩骂就是鄙夷，受到国家机器的监视和胁迫也是家常便饭??而在这里(越南 )，我们成了权力的代名词。”佳杰思在书中回忆道。

　　令佳杰思更为兴奋的是，仅仅两年之后，他便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愿望——去中国。

　　“当时西德共产党中央主席接到了中国方面发来的邀请函。西德和中国交恶多年了，组织希望在首脑访问前，先向对 方送出和平鸽。我那时是记者，又是青年团的主要干部，他们便选了我。”佳杰思如今回忆起来还忍不住兴奋，“我当时才2 6岁，他们让我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党！”

　　一个半月时间内，佳杰思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特区，“为娱乐场里‘迪斯科女王’的精湛舞技倾倒， 也为刚刚兴起的外国投资是否会给社会主义带来危害而担忧。”

　　他独自一人租了“飞鸽”自行车，在北京城四处游荡；又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一个人去了小城承德。“在中国坐火 车非常有意思。车里有太多的人，他们不是旅游者，很多是农民，车上还有他们的动物。”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给佳杰思留下生机勃勃的印象，那时他已去过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但感到“都不如当时的中国开放 ”。比如，他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各种访问要求都得以实现，“当时在苏联这些就很复杂，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也不解释为 什么。”

　　苏联幻梦

　　对佳杰思而言，苏联是一场巨大的破碎的幻梦。

　　年少时期，苏联曾是他们心中的革命圣地。但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斯大林时期的谎言被逐个 戳破，德国共产党也随之分裂为不同的派别。

　　“到风起云涌的时代最前端去。”1990年，佳杰思怀着历史参与者的心情，辞去西德的工作来到莫斯科，期望见 证苏联改革的成效。他见到的却是，改革并未触动计划经济体制，反将人们的生活推向更糟糕的处境。

　　“食品店全是国有，像是专门为讽刺画而布置的。”佳杰思回忆说。商店里常常只有两三种商品，偶尔出现什么可吃 的东西，就会排起蜿蜒长队。人们为牛奶、面包，常常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紧俏商品都从后门溜走，想要获得利益，人人都要 “找关系”。

　　“苏联人常说，他们的社会改革好比把车辆靠右行改为靠左行：只是，先从货车开始。”

　　1991年，佳杰思在一家电视台担当节目制作。一次他们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否带来了青少年教育的变化” ，与朋友约好在8月19日当天去学校拍一个镜头。

　　当时朋友要定具体时间，佳杰思开玩笑说：“我们无论如何会过去拍的，除非那天戈尔巴乔夫倒台。”没想到那天早 上打开电视机，戈尔巴乔夫真的倒台了。

　　4个月后，苏联解体。国民被允许自由买卖商品，整个国家瞬间变为纷纷扰扰的大集市。人们拿出各种可兜售的东西 贩卖，人行道被大大小小的地摊占据。

　　佳杰思在回忆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一切似乎变得唾手可得，唯独缺少一样东西，就是钱。人人都在千方百计生 存，不择手段地致富。黑社会、卖淫、贩毒、凶杀，凡此种种在俄罗斯各个角落滋长蔓延，一发不可收拾。”

　　个人命运的故事或许更能说明时代剧变的残酷。那一年，佳杰思在苏联意外找到了自己初恋的女友。在东德培训班时 ，她作为东德的青年团代表与佳杰思颇为投契。当时这个意气风发的女团员曾透露自己的伟大理想：“等毕业成为团干部的那 一天，第一要务就是大刀阔斧地改造青年团。”

　　她那时最向往的就是苏联。而佳杰思多年后在俄罗斯再见到她时，见到的是她的尸体——她和儿子被与黑社会联系密 切的大亨丈夫活活闷死在桑拿浴室里。

　　从“革命者”到“资本家”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佳杰思再次来到中国。在亲历了诸多社会主义梦想破灭的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 望的国度 ”。

　　“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靠的是中国人自己。像东欧，他们的社会主义是苏联给 的。所以他们一直感觉：这不是我们的，是别人强迫塞给我们的。这是东欧解体最大的原因。”

　　在他看来，中国确实在走一条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1978年施行改革开放，是在走适应中国社会的道 路。什么能让中国人生活得越来越好，就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比如社会发展需要国外的投资，那就吸收外资进来。”

　　他出任古纳亚杂志集团中国区CEO时，租住的地方是上海一所高级公寓，160平米的四室一厅，月租金要230 0美元。

　　“‘保卫茅草房，推倒宫殿墙’——年轻时，我曾经在反对‘房荒’的游行队伍里高喊类似的革命口号，我还和伙伴 们在一栋空楼里安营扎寨，与国家机器对抗。而现在，身为富裕人群中的一员，我俨然变成了当年自己反对的富人阶级。”佳 杰思在自传中写道。

　　“这方面我同意邓小平的观点，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有穷有富，但不要太极端。”佳杰思笑道。

　　他讲起在苏联经常听到的笑话：一个老太太参加过“十月革命”，年老之后无法出门。女儿告诉她外面路上正游行， 打着标语说“不要富人”。老太太很诧异，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一直说“不要穷人”！

　　“中国在某些方面还保有社会主义的影响，比如政府的投资、管理。”佳杰思认为，这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稳 定，即便是在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形下。”

　　同样有趣的是，在认为社会主义中国蒸蒸日上的时候，佳杰思又返回资本主义德国居住了。其中一个现实的原因是， 在某些方面，外国人在北京的居住成本很高，比如孩子上国际学校的费用。

　　年近50的佳杰思说：“我还是与年轻时候抱有同样的梦想：希望每个人都过上好的生活——不是取消贫富，而是穷 的人不要太穷；世界和平；有良好的环境。但我已不那么非黑即白，不再管实现它的方式是不是叫做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