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中旬，台湾“监察院”首度开放民众查阅历次“大选”政治献金的收支、使用情况。从政治献金的收入情况可以看出岛内“政商结合”的程度，及蓝绿政党、政治人物“选举”布局等信息，因而引发岛内舆论关注。台《联合报》称，“监察院”此举不仅让岛内企业的政治倾向暴露无疑，也展示了岛内盛传已久的“押宝文化”，让原本复杂的台湾政商关系愈发扑朔迷离。

　　1．“马萧”比“谢苏”多收两亿元

　　台“监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马英九、萧万长获得的政治献金收入共6．774亿元（新台币，下同），谢长廷、苏贞昌的政治献金收入为4．04亿元。细分来看，马、萧获得营利性事业单位捐赠2．248亿元，谢、苏获得1．777亿元。但谢、苏获得的个人捐赠多于马、萧，谢、苏获得个人捐赠1．773亿元，马、萧得到1．272亿元。

　　据报道，马、萧不仅收到的捐赠比谢、苏多，“大选”的花销也远高于谢、苏。马、萧的宣传支出为4．418亿元，谢、苏的宣传支出为2．738亿元。在租用竞选办事处支出方面，马、萧竞选总部的费用为0．035亿元，谢、苏阵营方面没有列出竞选总部的支出项目。另外，双方在交通旅费支出申报方面，由于马英九选前搞活动，走遍台湾各地，交通费笔数多达3289笔，超过谢、苏两倍还多。

　　给这两大阵营捐赠的多是企业家。那么，究竟哪些人捐了钱？捐给了谁？又捐了多少呢？

　　台湾媒体报道称，捐给马、萧的超过100万元的企业捐赠达146笔，谢、苏则有96笔。其中，元大集团捐给谢、苏600万元，台塑集团捐给马、萧1400万元，远东集团蓝绿阵营两边都捐款，总计约6200万元，算是此次“大选”捐赠最多的企业，其中捐给马、萧4400万元，捐给谢、苏1800万元。

　　岛内媒体注意到，一些政治人物也参与了“大选”捐赠。据称，现任台“教育部长”郑瑞城分别给马、谢捐了5万元，一度引发岛内舆论热议。不过，他坚称自己当时已退休，“两边都捐，就是鼓励‘民主’”。

　　给马、萧捐款的政治人物，还有前“司法院长”施启扬、前“大法官”董翔飞，分别给马、萧捐了5万元和10万元。捐款给谢、苏的则有前“立委”蓝美津、云林县副县长李应元等人，分别捐了10万元。

　　2．政治献金都有“两本账”

　　很多人大概还记得，去年8月陈水扁海外洗钱案曝光后，其女陈幸妤在街头面对记者咆哮：“哪个人‘选举’没拿我爸的钱？”“谢长廷、苏贞昌、陈菊没拿钱吗？”不过，据这次台“监察院”公布的资料，这些所谓“阿扁的钱”统统看不到、查不到。

　　问题出在哪里？据岛内知情人士披露，台湾政治人物竞选时惯用“两本账”，这几乎是岛内政坛人尽皆知的秘密。

　　据说，岛内每逢“大选”，各候选人定期向“监察院”申报的，充其量只是美化过的“账目”，无法代表实际募款。陈幸妤的反问“他们都据实申报了吗”，指控的不仅是谢、苏，而是包括蓝绿阵营的政治人物。在台湾，政党对候选人的补助没有限制，大有操作空间。在台湾中南部，“银弹攻势”被称为最基本的配备，“不贿选就不会选”的顺口溜童叟皆知。

　　据报道，2000年台湾“大选”期间，连战、萧万长的竞选经费仅申报3亿多元，当时就有蓝营人士私下调侃：“是不是少报了一个零？”蓝营内甚至还流传：当年竞选经费“10亿元起跳”。台当局煞费苦心制定的所谓“政治献金法”，充其量是个“摆设”，根本无法照亮岛内政坛的阴暗面。每逢“选举”，参选的政治人物会想尽一切办法钻法律的空子，他们公开申报的接受捐赠情况，都经过了细心“修饰”。

　　比如说，台“政治献金法”明确规定，企业对候选人的捐款上限为1年100万元，个人对候选人的捐款上限是10万元。这个规定看起来很好，却无法执行，就连岛内专门负责监管政治献金的“监察院”也坦承：“私下搬现金，外界根本查不到。”不少企业集团为逃避法律限制，动用集团下属公司的名义捐款，或者先捐款给政党，再由政党捐给候选人。有的企业私下通过海外汇款、层层转账，让蓝绿“金脉”遮住了半边脸，未能充分揭露。

　　谢长廷竞选总部发言人赵天麟曾透露，马英九当选“总统”后不久，国民党就收到一家广告公司发去的信函，索要“大选”期间积欠的9100多万元媒体广告费，而这笔费用马英九从未对外说过。赵怀疑，这笔钱是马英九隐瞒不报的“私房钱”。据说，后来双方“私了”了。

　　 3．怕捐错对象遭“秋后算账”

　　在台湾，政治人物精于算计，商人更是算盘打得山响。不同的是，政治人物靠耍嘴皮子过活，连台前“副总统”吕秀莲都承认，民进党是“靠嘴拐到政权”的。商界大老板则是靠钱表态，为了保险起见，多半采取蓝绿阵营同时“押宝”的策略。2004年台“大选”期间，许多企业重押国民党的“连宋配”，没想到选情一夜翻盘，很多老板哑巴吃黄连，尝尽苦头。

　　鉴于2004年“两颗子弹”的教训，到了2007年年底前后，岛内“大选”激战之时，企业界仍举棋不定。有人想“押宝”马英九，又怕他那“不沾锅”的特性，或者干脆不收钱，或者即使收了也不会“法外办事”，因而头疼得很。当时，岛内企业界盛传，直接给马英九捐钱、套近乎根本没戏，于是，跟马英九走得近的人士，开始成为企业界积极笼络的对象。

　　比较而言，谢长廷比马英九“圆滑”、“灵活”得多，对企业界的捐赠虽不是“来者不拒”，但也明里暗里收了不少。不过，由于谢、苏的支持率一直落后马、萧，岛内舆论都不看好，企业界也小心翼翼地做决定，生怕一步走错，“花钱换埋怨”。

　　其实，早在2008年1月台“立委选举”时，岛内企业界“押宝”的行动就已开始。当时，国民党以81席狂胜民进党，给了企业界一个很好的“押宝参数”。据说，一位开高档酒店的黄姓老板曾透露，“立委选举”前，蓝绿阵营都向他募款，他于是捐给绿营400万元、蓝营300万元，结果民进党大败，他懊恼得不得了。据说，这个黄姓老板的“遭遇”，后来在台湾企业界广为流传，并为大家所“借鉴”。

　　“立委选战”结束后，许多习惯与绿营打交道的大老板，四处打探“谁是蓝营的有效窗口”、“要怎样跟蓝营接触”。一些与蓝军交好的企业，为了日后“朝中有人”，也开始经营“老关系”。岛内一家媒体曾这样总结台湾企业捐赠的尴尬：捐得太少，无法发挥影响力；巧立名目多给些，又担心被查账；最怕的是“押错宝”后遭“秋后算账”。因此，许多老板干脆当面掏腰包，且不开收据，做足人情又不留痕迹。

　　4．政要名流的“曲线表态”

　　台湾的“押宝文化”，不光包括企业界的捐赠，还包括政要名流的表态。从一定意义上讲，政要名流的表态支持，远远胜过大老板的千万捐赠。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台湾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2000年、2004年两次在陈水扁参选“总统”的最后时期，用“临门一脚”的挺扁表态，让阿扁如愿以偿。

　　2008年2月下旬开始，岛内政要名流纷纷站出来表态，支持某位参选人，“押宝”于某人，期待未来飞黄腾达、大展鸿图。先是李远哲表态挺谢，接着，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露脸挺谢。与此同时，全台医院协会理事长吴德朗、宗教界的星云法师，公开表示支持马英九。马、萧成立“司法改革联盟”当天，一度引来台湾法律界大佬齐捧场，还有很多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出席，表态支持马、萧。

　　不过，多数政要名流不会大张旗鼓地表态，而是用适当的方式间接表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们可能不会直接表态支持某人，而是表示，若实行某人提出的政策，股价会上涨，在所谓“专业性谈话”的“包装”下表明了意图。

　　还有更高明的表态方式。曾有位岛内宗教界人士说：“希望‘选民’给马先生找个工作。”一听便知其意，因为马英九“大选”期间已没有任何官职与党职。还有“有心之人”，如果支持某人，就采取更迂回的方式，如在聚会时，只邀请特定参选人及阵营人士出席或致辞。

　　相关报道

　　政治献金与“黑金政治”

　　台湾分析人士指出，台湾“选民”的“情绪化”程度世人皆知，很多人并非靠理性而是靠情绪投票。就如同购买商品一般，大量的广告、人际互动等才能促使“选民”走出家门投票。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广告、宣传制品、每一地区竞选总部搭建与维持、义工或竞选人员的薪水和膳食费用，还有台面下的“活动费用”，让台湾县市长级以上的“选举”经费动辄上亿元。

　　钱从哪里来？一言以蔽之，以钱换权，再以权换钱。岛内各类钱权交易的手法不断演变，方法多到不胜枚举。这其实正是过去国民党“黑金政治”的主因。民进党当政8年，非但没有清除“黑金政治”，反而纵容这种现象愈演愈烈。马英九上台后，尽管誓言推行清廉政治，但只要台湾没建立完善的政治献金监督机制，“黑金政治”和“押宝文化”就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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