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们迫切希望在身份、地位、价值观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并迅速融合。但是，严格的户籍制度，使他们注定难以融入这个城市

　　□ 《市民》记者 张晓娜 实习生 胡承江 发自北京

　　拿最低的工资，住廉价的房子，基本没有“三险”，上下班不定时，为生存发愁，孩子上学要借读，病了不敢去医院，长期忍受孤独和寂寞，这是如今农民工的生活状态。

　　他们羡慕城里人住的楼房，渴望离开乡村，洗净脚上的泥巴，过一种光鲜的生活。他们是都市里最忙碌的人群之一，梦想成为城市的一员，如果可能，他们不愿意变成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

　　来自异乡的城市过客

　　在北京火车站广场，随处可见肩背手提大小包裹和行李的农民工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北京对他们充满了诱惑。对这些农民工来说，北京或者是他们要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或者只是人生旅途上的一个中转站。

　　年前，从北京回来的老乡告诉辽宁籍农民工吴晓，在城里的建筑工地打工，大工每天能赚一百多，小工也能赚七八十块钱，这样算下来去掉花费一年能赚两三万。吴晓心动了。

　　刚过完年，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北京，下车后就开始打听北京站附近的劳动力市场，可一个已经关门了，另一个据说要等正月十五后才有活儿，两天了，走了几个工地，他都没有找到工作。在城市徘徊了两个日夜，无奈，失望的他买了返程的站票，准备过些日子，再来。

　　兰青伟是黑龙江泰安县和平乡的农民，一个月前，他和21岁的儿子以及几个同乡一起去福建沙县打工，工作不是很累，但是很危险。几个人都在隧道中做喷浆和支架的活儿，包吃包住每月工资2000元，但没保险。

　　2000元，对兰青伟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告诉记者，他在家有50亩地，但耕种一年下来，刨去吃喝，每人净剩1500元钱都算是多的，有时根本就剩不下，所以，这2000元，即使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有保险，他们也很愿意去做。至于危险，他们总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的。

　　无疑，城市里有向往的工作机会而能赚到更多的钱，这是对农民工最大的诱惑。但他们也明白，在自己的土地上，农民工是自己的主人，但在陌生的城市，他们无法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

　　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绝对是天然不同的两种身份。对这些还在为温饱发愁的农民工来说，还无暇去做各种各样的梦。能达到温饱，再赚点钱，娶媳妇，生孩子，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

　　驾驶“丰田霸道”的暂住者

　　和那些农民工风雨飘摇的生活相比，河南籍农民工郑伟的命运似乎要远远好过他们。27岁的郑伟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凭着在部队当兵时学过开车的经历，他在北京一家路桥公司给老总开车，而这老总也是介绍他来北京的河南老乡。

　　大年初七，郑伟就早早地从老家河南驻马店返回了北京。老婆仍旧在家照顾老人、两个孩子，还有田里的5亩地。

　　一到租住的小屋，他抄起电话给老婆报了声平安，电话那端传来儿子的哇哇哭声，这边，他从抽屉里抽出两袋方便面，烧了点热水，手忙脚乱地倒上调料，泡了满满的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香便弥漫了整个屋子。

　　接下来，这种没老婆在，吃方便面，面对孤灯残影的日子他又要过上不知几个月了。                

　　五年前，新婚刚一个月的郑伟怀揣着想要过更好日子的想法蜜月刚过就从河南农村奔赴北京，因为有老乡介绍，没费多少力气就找到了这份工作。刚来的时候，他一出门还觉得眼花缭乱；五年后，他和他的丰田霸道越野车已经熟悉了周遭大大小小的街巷。

　　跟随老板，他出入高级酒店，娱乐场所，很多天的晚上他回来时已是深夜和凌晨。老板喜欢随叫随到，勤快、话少的郑伟颇得老板的欢心。但看似轻松的工作却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周六周日也不例外，老板一个电话，无论有多困的他立马就会从床上爬起来。

　　“我的时间是老板的，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工。”如果郑伟不说，会有很多人也把他当成公司的白领，这深深刺激了他。在北京，他除了这2000元工资好像什么都没有，几年前单位就说给上保险可到现在还是没有上；没有自己的时间，恨不得半夜都会被叫起来；赶上有什么重大的活动还要被检查暂住证；租住的房子只是临时的居住场所，5年搬了不下十次家，提起搬东西他就头疼。

　　“北京只是我暂住的地方，不是我的家。以我的工资，这高得离谱的房子我一辈子也买不起。而买不起房子，就没有安全感。”

　　期望与梦想同行

　　郑伟住在北五环附近一个筒子楼中的一间，而另一个房间则住着房东，房东大妈的孩子嫁人的嫁人，娶媳妇的娶媳妇，老伴去世得早，如今就一个人。

　　郑伟说：我很羡慕大妈的生活，她每月有15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还可以吃租金，每天的工作就是去楼下的活动室和麻友们搓搓麻将。

　　“我要是有个北京户口就好了。”郑伟不无遗憾。如果有北京户口，可以买经济适用房，孩子上学后不用借读，老婆也可以过来。

　　五年来，他和老婆只能在每年的五一、十一、春节见三次面，用郑伟的话说，比牛郎织女要强点。五年间，两个孩子相继诞生了。这个春节前，他要老婆过来陪他几天，老婆还要把小儿子也带来，郑伟有点急了，他粗声粗气地对老婆说：“你就自己来吧，就让儿子在家和爸妈待一个月吧。”

　　老婆来后，有人给做饭，洗衣服了。郑伟感慨到：我这才算能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

　　郑伟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2000元的月薪，去掉房租和开销，还可以剩下1000元左右，每月，郑伟都如数邮寄给老婆。他想老婆在家也不容易，拉扯两个孩子，大女儿4岁，小儿子才1岁，还有两个老人，地里的活儿老婆也是主力。他想，他无论如何得对得起老婆。如果没有应酬，他都按时回到他租住的房屋，就像老婆在他的身边一样，几年下来，连单位领导都夸他老实。

　　夫妻两地分居毕竟不是个常事儿。郑伟一直有心让老婆来北京，可考虑家里两个孩子没有着落，放在父母那，生活没问题，但教育呢？大女儿四岁，该上幼儿园，可北京的幼儿园，这点微薄的工资哪行呢？孩子不能来，老婆就来不了，他也只能这样苦苦地守着。

　　“唉，想换份工作又赶上金融危机，听说今年春节后，需要重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2000万以上，这份工作我说什么也不敢轻易丢掉。”

　　老婆几次动员他回家，离家已经五年的郑伟说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回去的生活能否适应，他没有太大的把握。郑伟就这样一直在犹豫中又过了两年。

　　虽然属于“80后”的郑伟还年轻，但有时他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路，那就是回老家。他知道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将来他肯定会回去，一想到这，他觉得很痛苦。

　　事实上，农民工离开土地后，有不少人像郑伟一样想留下来定居，甚至想成为当地居民。他们迫切希望在身份、地位、价值观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并迅速融合。但是，严格的户籍制度，使他们注定难以融入这个城市。

　　这似乎已经成了很多农民工的宿命，他们无力阻挡，但仍要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