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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满怀对城市文明和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来到城市,却因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原因大多数无法融入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
□ 《市民》记者 甘贝贝 发自北京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逐步缓解的情况下,农民外出打工的数量与日俱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成千上万的农民工,都已经或仍将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生存。
就“二元体制”下的农民工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北京接受了《市民》专访。
《市民》:您从事“三农”研究二十多年,如何概括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状?
温铁军:早在14年前提出三农问题引起大家讨论的时候我就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无法根本化解的。
应该说,中国这些年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到目前为止,如果按照新的统计口径,就是在城镇地区居住半年以上、并且从事的是非农职业的人都应该统计为城镇人口的话,中国已经有了大约两倍于老欧洲的城镇人口,比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所有发达国家城市人口都多;如果按照百分比来看,中国城市化的比值仍然低于全球城市化的平均比值;但如果按照绝对值来看,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
《市民》:您如何评价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的“国民待遇”?
温铁军:目前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现状令人担忧,存在着很多问题。
如农民工的就业、用工指导问题、子女入学问题以及他们自身的再教育与职业培训等。几十年来,不仅农民工理所当然地成为富裕地区最廉价劳动力,而且一些人的劳动时间大大超出劳动法规定,劳动安全缺少保障也归因于制度性因素。
就拿“就业门槛”来说,也主要是指针对农民工的一些限制条件,如企业招人时提出必须有本地城区户口,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等。
另外,农民合理和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侵犯农民权益的现象甚为严重。此外,农民工仍是农业户口,大部分既没有被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也难享受到城市的各项社会福利。
城市只享受他们的劳动,却不给予他们应有的公民权益。
《市民》:通过多年研究,您觉得造成二元化体制下农民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宏观制度性障碍是造成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的根本原因。城乡差别已经从经济和文化层面全面渗透到制度层面,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脱离了户籍所在地政府的管辖,又无法得到生活和劳动所在地政府的服务,处于一种“非国民空间”,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
这些公共品方面的明显不公,至今没有由表及里地被改革政策界涉及到。农民工们越多地涌入财税自主收益奇高的富裕地区,也就越得不到和所在地城市人口一样的国民待遇。
据调查,大多数虽然与城市市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无论在工作、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居住环境、身份权益等方面,都与市民存在很大差异。在城市,他们的公共生活空间极少,很难融入城市社会。
《市民》:在我国努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城市化过程中,您认为应如何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温铁军:首先,我提出的观点有人未必认同。主要两个方面:其一,城乡统筹意味着政府对城乡提供的公共品的公平性;而不是听任农村衰败。其二,中国领导集体明确选择的是城镇化道路、而并非一般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已经失败了的城市化。
其次,我对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融入问题所强调的方式也与一般说法不同。主要是通过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当然要依靠城市里的党和政府,以及法律部门;但更为主要的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权益。由于农民工问题本质是农民问题,这个方式也同样适用于农村。
对此,去年的两会出现了细微改进,终于有了两个农民工代表。但还是没有非干部或企业家身份的真正的农民代表。
如果这些基本制度方面的问题久拖不决,奢谈农民市民化,或者把问题非常肤浅地归于“农民素质”,那是“王顾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