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农民养老问题是涉及农民国民待遇的一个重点，那么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享受国民待遇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坎

　　□ 《市民》记者 李红梅 发自北京

　　端着一个红色的咖啡杯，胡星斗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又重新把身体陷入沙发里。

　　“农民的贫困根本上是权利的贫困！”讲到这里时，胡星斗突然提高了音量，由于长时间讲话，他的声音已略显沙哑。

　　除了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身份，胡星斗还被人称为民生经济学家、中国问题学家。他的关于“现代农村制度”的提法则被写进了农村经济学的教科书。

　　他说，自己这么多年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什么？答案只有四个字：特权制度。

　　在他眼中，社会领域的各种不平等、歧视、户籍问题、城乡差距……这些都可以归为特权。他认为通过制度的创新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核心，主张通过成千上万具体的变革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身为农民子弟，胡星斗一直关注着弱势群体的生活，为农民恢复国民待遇，享有公民权利而努力。他提出“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建立普惠制农民养老制度”，并对二元户籍制度提出了批评……

　　农民的贫困是权利的贫困

　　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乡差距却扩大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09年初，中央一号文件第六次锁定三农问题。从2004年2月开始，中央发布新世纪关于三农问题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到今年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尽管每年主题不同，但都贯穿城乡统筹这条主线，希望可以缩小城乡差距。

　　“光靠发文件是很难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的。”胡星斗认为，现在还没有解决一些影响农民地位提高、农民致富的制度和体制问题。只是从技术的层面去改变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中国的城乡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公开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

　　“这一点也不奇怪。”胡星斗说，由于这些根本性的东西没有改变，比如户籍制度、金融、创业制度，比如财税、基本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制度等，城乡都有巨大的鸿沟。在胡星斗看来，农民的贫困根本上是权利的贫困。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收入很难提高。

　　农村家庭既是消费单元也是生产单元，胡星斗表示，生产单元各种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都在不断上涨，农民即使收入有所提高，也被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所抵消，而中央政府给的农民的各种优惠，都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消费这方面的收入。对于怎样抑制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办法并不多，而这是妨碍农民收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农村养老的“普惠制”希望

　　“中国现在到了以养老保障反哺农民的时候了。”胡星斗在给温家宝总理的信中写道，他提出了普惠制养老金制度的建议。

　　建立普惠制养老制度，是让每一个老年农民都享有养老金或退休金制度。胡星斗解释，就是动用国家的财政资金，来养60、65岁以上的农民。

　　而土地养老和子女养老是目前中国农民的主要养老方式。

　　胡星斗说，如果政府能够给哪怕两三百块的养老金，这对广大的老年农民来说也绝对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了。

　　对于农村低保问题，胡星斗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养老问题。不过享受低保的比例很小，仅占农村人口的3%左右。绝大多数农民都处于低保线之上，但实际上仍然贫困，或是没人养老。

　　“传统的靠子女养老对农民来说不一定靠得住，而靠子女养老又使计划生育难以落实。多生轮流养老或是生男孩。”胡星斗认为，普惠制养老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计划生育的问题。

　　“每年多支出两三千亿的资金，这个资金来源财政是可以保障的。”胡星斗说，中国现在有六万亿的财政收入，每年的财政增加有一万亿，相当于只要拿每年增加的收入的五分之一。他认为中国能在三公消费或是行政开支上节约，上万亿的开支解决农民的养老金是没有问题的。

　　多种养老方式的中国现实

　　目前，给农民交养老保险也是另外一种解决农民养老的方式，比如现在农民工中交保险金。企业和个人按比例缴纳，满15年到年龄再领退休金。

　　“这个只是针对农民工，他们返乡后，谁给他交那部分养老保险？”胡星斗说，企业不交了，农民个人就缺乏缴费的动力，而交几年不退保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对于现在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还面临着一个难以买到保险的情况。

　　胡星斗认为，解决老人颐养天年是当前政府的一个重要责任，也到了这样一个解决的关口。

　　这个时机在胡星斗看来主要反映为两点：中国的GDP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而财政收入世界第二，国力强大就可以解决一些社会保障的问题；另外，中央政府致力于建立和谐社会，非常强调改善民生，这正好是一个时机，因为农民养老问题仍然是当前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

　　对此，胡星斗表示，农民养老一方面是要建立农民养老的制度，年龄大的老人都有一份退休金。

　　二是要完善养老设施，更多的提倡社会化养老，家庭养老也不可废除。现在是农村的社会化养老太缺乏。有的老人不愿意住养老院，愿和自己的家人呆在一块。如果每个老人每个月有两三百块钱，那就会过得很不一样。

　　财政转移支付破冰户籍壁垒

　　“如果说农民养老问题是涉及农民国民待遇的一个重点，那么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享受国民待遇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坎儿。”胡星斗说。

　　依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胡星斗首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

　　在建议书中，胡星斗认为：在中国，二元户籍制度衍生出二元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公共投入、税费、金融、电力、土地、人才、二元组织制度(城市有工会，农村却没有农会)、二元国有资产制度(“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制”竟然没有农民的份儿)等制度，而且，农民在政府服务、基础设施、生产资料供给、粮食销售、燃料、住宅等方面都处于劣势。

　　“我主张最终废除这种二元的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胡星斗说。户籍制度如果在隔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不妨碍城乡之间迁徙，那就不如让它成为纯粹的人口管理制度。

　　“你要打破城乡制度，关键还是钱的问题。”胡星斗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财政进行改革以及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财力还不足以支撑户籍全面的改革，胡星斗则表示，郑州等地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对进行户籍改革的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地方财政体制没有得到改革。

　　中国不是没有钱，而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胡星斗拿中国和国外进行了对比：中国政府行政成本约占财政支出的1/3；社会保障支出仅占20%左右，而美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1%。甚至有人统计超过50%。

　　“谁先改谁倒霉，搞得最后都观望不改。”胡星斗说。■

　　关于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问题中国》、《中国古典式管理》、《传统中国的偏头疼》等。

　　中国问题学创始人，民生经济学家，弱势群体关注者，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者；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户籍制度的主要代表；反腐败、信访制度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撤消乡镇政府、反特权、反垄断、反歧视及平等权利运动的倡导者；“中国问题学”、“人文经济”、“古典式管理”、“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新闻制度”等理论的提出者；内参和香港媒体报道的为四川大地震下半旗志哀活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在现有的框架下，农民工中极少数，通过打工，在城里买了房子，感觉上融入了这个城市。但大部分农民工还是边缘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