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宝奇兵”避免不了中国文物继续流失海外，突破鉴定技术和政策瓶颈才是关键

　　■本刊记者/吴伟

　　没有致命的机关陷阱，也没有纳粹的火箭筒和漂亮的苏联女特务。

　　“我从没有成为印第安纳。琼斯博士的幻想。”剧作家、《谁在收藏中国》作者吴树3月3日对《新世纪周刊》说，“夺宝奇兵”在现阶段的中国只能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荒谬”。

　　没有藏宝图，甚至连皮鞭都没有。“你能指望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工资，甚至连是不是文物都分辨不出来的基层文物部门去盯紧盗墓贼？”

　　仅仅是携带钢钎、洛阳铲(一种明代中叶由盗墓贼发明的凹形探铲，主要用于辨别土质，1928年被考古学家发现并使用，目前已成为考古专业基本工具)与炸药的土贼与内贼，都能让文物部门跪在散落于地的棺材碎末间满地寻找落下的陪葬品，更遑论装备了军用罗盘、探测仪，“产学研”一条龙的国外职业探宝队，“他们甚至连藏宝图都有，不知道从哪搞来的。”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表示，自改革开放后，由暴利驱使，加之出入境管理难度增大，中国大陆形成了新的一波文物盗卖、走私高潮。“从恐龙蛋到清朝瓷器，什么都在往外卖。”

　　这一时期，不仅存于地面的文物被窃宝者觊觎，而且地下、海底埋藏的文物也遭大面积盗挖、盗捞并被走私到国外，一些中华历史“DNA片段”有可能被彻底打断而导致无法修复。

　　盗墓的比卖菜的还多？

　　“现在你们大陆那边，盗墓的比卖菜的还多，他们告诉我，只要向当地派出所交钱，你怎么挖也没人管你！”香港荷里活道一家古瓷店的罗老板曾对伪装成顾客的吴树如是说。

　　“没那么夸张，但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确实把盗墓当作了‘脱贫致富’的手段，甚至还有了‘盗墓专业村’。不挖人祖坟的古训被破坏，勤劳致富变成了一夜暴富，取财有道变成了骗术为王。”

　　一些地方的口号从“要致富，修公路”，演变为“要致富，去挖墓，一夜变成万元户”。吴树说：“盗墓历朝历代都有，但现在发疯了。”

　　想象力在千奇百怪的盗墓方式中得到了充分展现。麻烦点的，马自树介绍，有的村民确认墓址后，就向村里申请其作为宅基地，随便在上面盖个乱七八糟的房子，然后关起门来挖古墓。

　　明目张胆大白天“干活”的是极少数，通常夜色是盗墓贼的朋友。吴树曾有过化身买家夜盗汉墓的经历，还险些因偷拍被贼子丢进墓里活埋。

　　古墓、海底沉船、博物馆，这三处被盗最为频繁。吴树说：“捞海底沉船最安全，碰上海上缉私船的几率几乎为零；最难的是博物馆，但东西保证质量，条件是要长期蹲点和培养内线。”

　　盗墓贼的数目无从统计，只能从其“战果”窥见一斑。考古专家李伯谦曾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王侯级墓葬的被盗率达90%以上。”而被入选为1997～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100个古墓项目中，被盗率也达90%。

　　吴树认为，非理性、趋利性的全民收藏活动，加上国际文物走私分子的涉足，直接造成了盗墓业的“灾难性繁荣”。

　　一些盗墓贼常年出没在荒郊野地炼出了过硬的发掘技术，在应付复杂地形、墓况时甚至超过了一般的专业考古队；一些人“洗手”专替人看风水，风水好的地方多半有古墓；一些人买卖赃物，在圈子里混出了门道，与海外也有了接触，就专做“贸易”倒钱。

　　大的盗墓团伙内，已形成了踩点、盗墓、销赃的产业链，销赃所得又能购买更先进的装备，对古墓葬的破坏力逐级增大，公安部门的执法成本也越来越高。

　　“国际文物走私网络的专业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文物部门，贼手上捏着的藏宝图是一种讽刺”，吴树说。

　　文物出境和卖菜一样容易？

　　“小件东西就放在挑菜的框子里，那些农民天天挑菜到香港去卖，海关都混得脸熟，谁也不会管他们。”吴树解释，这叫“带工”，香港的罗老板说的，这种小型的例常走私行为风险几乎为零。

　　目前，中国的文物走私通道主要为陆路和海上。

　　陆地上，贼子们通常将来自古墓和博物馆盗来的文物先转至国内集散地广州、北京、安徽，而香港、澳门、台湾则是文物走私到国外的中转站，尤其是香港，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古玩集散地。

　　与内地法律不同，文物买卖在香港是公开合法的。另外，也由于商业规则健全，国际著名拍卖行苏富比、佳士得纷纷将香港作为重要的业务基地。

　　香港最大的两条中国古董街，中环的荷里活道和上环的摩罗街，吴树介绍：“那边清代以前流传有序的古董早卖光了，剩下的除了赝品就是盗墓来的陪葬品。”

　　这两处甚至常有来自内地的古董商舍近求远地跑来淘宝。原因是香港货源足，价格比内地还便宜。二来买到的文物可以开发票，过海关申报时等于上了一道“户口”，“黑货”立即变“白”。

　　海上，精确到几时几分，台湾渔船在福建外的公海上等待长期与其接头的大陆文物走私船。携带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最常见的就是夹层。

　　吴树说：“对文物流失威胁最大的来自海船集装箱货运。”海关通常面临极其繁重的物品检查任务，不可能全部开包检查，大约只能维持5%左右的抽检比，这意味着单纯从技术上来说集装箱走私文物20次至少成功19次，尤其是大件、大宗文物出境多选用此种方式。周星驰喜剧电影《国产凌凌漆》中的“霸王龙化石”便选择了此种方式出境。

　　即便如此之低的抽检率，海关也时不时曝出查获大量国家文物走私的案例。2003年3月28日，深圳海关截获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其古生物化石级别之高、品种之全、数量之巨，可以开一个较大规模的古生物化石展览馆。

　　偶尔也有海船盗卖文物被他国海关截获的案例。1994年夏，苏格兰场收到情报，在两个英国港口截获了7卡车共计6000多件走私文物，其中大部分为中国文物，随即通告了中国驻英使馆。

　　其他走私方法还有很多，例如邮件快递。吴树说：“国际快递中出现工艺品怎么办？里面有文物怎么办？邮局不可能都配备文物专家，鉴定几乎没可能。”

　　还有航空托运。“我曾问过几个在淘宝时认识的境外古董商，买来的宝贝怎么带出去，他们说就坐飞机偷带啊，查到了就给你呗，十次能有九次成功，没证据还没法治罪，就说自己在文物市场上淘的，有些确实是淘的。”

　　有时，文物会夹杂在工艺品里，真真假假碰运气。或者，假东西也能卖大钱。

　　用造一颗原子弹的钱研制鉴宝机？

　　瑞典哥德堡西方古董公司董事长Bjoru.Gremner曾说，他到中国并非为买真货，而是为了见识国人的作假水平以防在国外买到赝品。

　　与盗墓业的繁荣成正比的是文物造假业，高仿文物连专家都能骗过去。

　　造假者的招数是：高端电脑软件+分析天平+无痕迹做旧设备，完全按照出土文物的科学检测数据为标准进行操作。吴树参观过一家景德镇陶瓷厂，那里活像一个陶瓷科研单位，甚至为了精确，放弃了廉价的煤烧、气烧，出一窑瓷器最少消耗4卡车松柴，耗时22小时。烧出的产品与元明清三朝景德镇官窑烧出的瓷器无异，国宝级文物专家沉默了。

　　高水旺，洛阳北邙山南石山村人。1994年，这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的河南人用自己烧制的上百件北魏陶俑忽悠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专家们发现，启动国家资金“拯救”的北魏陶俑在各个文物市场越卖越多，越卖越便宜，直到追到高水旺本人，专家们在现场看其烧制，带回去经仪器检测后，傻眼了。

　　实验证明，经过X射线照射的陶瓷，一秒钟可以使釉面老化程度提高200年。于是，农民们为瞒过仪器检测关，就带高仿品的“唐三彩”坐飞机。这个秘密被发现，是因为2005年一尊打算运到欧洲的“唐三彩”在热释光照射下居然有“3000年”的历史。

　　而碳14测定法对年代近的物品有很大误差，元明清三代的文物没法用。

　　吴树认为，专家也靠不住。

　　“爱名誉的，真的是假的，假的也是假的；爱利益的，假的是真的，真的也是真的。”

　　部分文物鉴定专家兼职于各个鉴定公司的，开文物鉴定单是付费的。真的钱多，假的钱少。每件文物鉴定单或按销售价格提成，或单独开。吴树见过的一张单子大约3000元。

　　即便同一件文物，在不同的专家手下也可能得出相反的鉴定结果。“如果文物售出后，买家气急败坏找你，说另一个专家说这个是假的，到处散布你的坏话，这怎么办？”

　　“解决文物鉴定技术瓶颈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花点精力，把文物按登记、成分等细则制成数据库，然后用造一颗原子弹的钱研制一种专门的文物分析仪，每个海关配一台，总比肉眼凡胎来得强。”

　　“这个应该比研制卫星容易吧？”

　　立法开放文物市场是正道？

　　中国文物部门曾有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黄金年代”。

　　文革期间，吴树被下放到县里的文物部门工作。70年代，他们以2元/件，外加一张奖状的代价奖励上交西晋鸡头罐(据说现在这种罐子的价格被炒到了80万)的老百姓，“那会儿留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用处。”

　　恰恰是“没有用”、“破四旧”，为中国文物保护史平添了一个“黑暗年代”。

　　如今，文物古迹的历史、经济价值重新受到重视，但新的烦恼又接踵而至。

　　中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中，对国家所有的文物范围限定远远大于团体、私人可以合法持有的范围。

　　个人能够合法持有的文物有：依法继承或接受赠与、从文物商店购买、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可以相互交换或依法转让、国家规定的其它合法方式。

　　民间财富随国家经济发展日渐丰厚，在文物收藏领域，国家与个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几率也随之增大。

　　吴树认为，“奖状”现在是不适用的。“国家应该提高文物奖励政策的标准。否则，‘洪水’需要出处，不对等的利益分配只会导致文物继续大量外流。”

　　他建议，严格区分一级、二级、三级文物，部分开放文物市场，像香港那样，完善相关法律，培育成型文物市场，这可以消化掉很大一部分本来会走私出境的文物。

　　目前，全国类似北京潘家园这样的文物古玩市场都在经历“法的尴尬”。

　　“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打假，潘家园没了；按《文物保护法》打真，潘家园也没了。”

　　《拍卖法》也应当进行修正。吴树于2006年参与了北京某拍卖公司收假拍假的闹剧，作为卖方居然也能参与拍品竞价，由此哄抬价位，最终因作弊不当导致自己买下了拍品，但不用付费，也不用付税。拍卖会生产了一大堆几百万、上千万的拍卖数字，几乎所有拍品都是卖主拍下的。赚钱的只有拍卖公司，收了卖方前期的“宣传费”、“图录费”上千万。

　　“他们不一定是好东西就收，也可能是炒作自己的东西。所以，真正的好东西都是在国外拍，这也促使了中国精品文物进一步流向国外。”

　　中国的“夺宝奇兵”在哪里？

　　吴树正在写作的第二本关于中国文物搜藏黑幕的书中，他宁可把中国富豪们比作“夺宝奇兵”，但与浪漫主义不搭边。

　　玩神秘，他不愿多谈对圆明园兽首拍卖的态度。

　　也许“印第安纳。琼斯博士”就在基层。他呼吁国家加强对文物保护的投入，提高基层文物部门待遇，实行奖励机制；强化文物部门业务素质培训，对造假者进行法律制裁。

　　和很多文物界人士一样，吴树认同一个观点：对文物价值的考量应以历史文化优先，不要单纯鼓吹其经济价值，尤其在媒体上。

　　至少，“印第安纳。琼斯博士”就从来没说过某一件宝物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