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到演员

　　解放军农场里的生活很新鲜。在那儿做小工的藏族人多数是从附近领主庄园逃跑出来的农奴，大家一起平整土地，修水渠，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周日还要休息一天。星期天，大家留一个人在农场给大家烧茶，其余人领了工钱到拉萨城里买糌粑、茶叶带回工地。

　　大约过了半年，“1956年的一天，一位解放军领导说，七一农场要招收藏族农奴，愿意留在农场里当工人的，把自己的名字、身世、年龄、社会关系报出来。我把自己的情况也报了上去。一星期后，我被叫到场长办公室去谈话，有个藏族翻译在旁边，把我的身世又问了一遍。问完了，对我说，你是农场工人了”。

　　到了农场，旺堆领到洗脸盆、被子，分配了宿舍和床铺。“以前住帐篷，在地上睡，从来没有睡过床，感觉很舒服很新鲜，这还不错啊。”农场分他到马车队。马车队有7辆马车，7个人，内地来的汉人教他套车、赶车。马车队的任务是运肥料。农场从拉萨雇来很多小工淘厕所，装满一车就往地里运，一天运两次。农场种麦子，种得更多的是蔬菜，萝卜、土豆、莲花白，还有大豆。内地来的农业专家搭好了玻璃房子，搞实验，种西红柿、黄瓜等细菜。

　　一直干到1958年，一天，场长又来找旺堆了。他很不安，那段时间常常有藏族农工被叫去谈话，回来后卷起铺盖就走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猜，可能是政治原因，比如隐瞒阶级成分、社会关系复杂等等。我心里想，我也没干坏事，不会把我赶走吧？到了办公室，偷偷看场长，他笑眯眯的，让我坐下，递给我一根烟。我捏着烟也不敢抽，心里七上八下。他笑着问我，愿不愿去内地上学？我猛点头，直说愿意愿意。”

　　在解放军的农场里干活，旺堆心里还是顾虑重重。他师父住的小寺庙与解放军农场一河之隔，他很怕师父知道他的下落，过河来抓他回去。“领主来抓他的农奴，解放军是不能管的。农场里有个拉萨逃来的女人，正在地里收萝卜，3个人跑来抓她。我们赶紧去找解放军，说：某某的领主来抓她了，你们管不管？解放军说，这事儿我们不能管，她要留就留下，要回就回去，看她自己。结果来人把她抓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在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没有废除农奴制度之前，解放军不能干涉具体某个农奴的问题，以免引发事端。旺堆对我说：“我要是被抓回去，也就是挨顿打，关上几天。我不愿回去，不是怕挨打，农奴主也不会杀我，我是想要自由。主人总不会跑到内地去抓我。”

　　1958年8月，旺堆来到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现在叫西藏民族学院)。藏族学员到内地的公学、民族学院，以学文化为主，没有专业之分。西藏的农奴原来见了主人要弯下腰吐出舌头，表示尊敬，初到内地的旺堆和同学们见了老师还是会条件反射地躬腰吐舌。此时内地正赶上“大跃进”，学员们天天去咸阳河边淘铁沙，炼钢，帮农民秋收。“劳动特别多。在教室里没学到多少文化，主要是进行阶级教育，比如甘孜叛乱了，上级就把叛乱的材料拿来让我们学习批判。”

　　1959年3月，旺堆和同学们从广播里得知，中央政府平息了西藏发生的破坏民族团结的叛乱，达赖逃到了印度。平叛后，西藏全面推行民主改革，农奴制度彻底取消。

　　1959年7、8月份，西藏歌舞团来西藏公学招人，不仅招唱歌、跳舞、拉琴的，还要招藏族话剧演员。班上很多同学都去参加面试，歌舞团的领导看旺堆身材挺拔、四肢修长、面部轮廓鲜明，把他也找去了。“考试，老师教了我们什么，考什么呀？是不是考唱‘资产阶级白旗’那首歌？”旺堆虽是藏族人，却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但他还是去了歌舞团的考场。

　　考官是个女的，还有个翻译。“女考官让我唱歌，我说不会；跳个舞，还是不会。她想了想，说：‘你亮开嗓子喊一声，想象你的同学在远处，你大声喊，叫他回来。’我想，这好做啊，就放开嗓子喊了一声。她又说，你出去，再进来，看到桌子上有支钢笔；笔不是你的，你想想是谁的？我就转身出去，拿块抹布进来，擦擦桌子，发现钢笔，先打开看看有没有墨水，又盖好笔帽，想了想才出去。”

　　一周后，同学们报名参军，旺堆也报了名。班主任对他说，你不能参军，歌舞团已经要你了。他摇头不去：“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去歌舞团干什么？”班主任说，你听不听党的话？“我们政治课上学了，要听党的话。他拿这个话做我的思想工作，说去歌舞团也是党的需要。”当年9月，旺堆和其他28个藏族学员、2个汉族学员，到上海戏剧学院组成藏族班，学话剧表演。毕业后，他们将成为西藏第一批用藏语表演的话剧演员。

　　进入1962年，藏族班学员开始准备毕业汇报演出，剧目是田汉编剧的《文成公主》。听老师说，演这个剧目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他认为这个题材有利于藏汉团结。最初，田汉写的不是“文成公主”，而是另一个西藏题材。周恩来指示上海戏剧学院，这是为藏族培养的第一批话剧演员，要好好排练，来北京汇报演出。5月，《文成公主》进京，旺堆在剧中扮演到长安求婚的使者禄东赞。他们一路演回到拉萨，成为西藏话剧团第一批演员。

　　1963年3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到团里挑演员，没具体定下谁，然后和自治区宣传部联系，说要与西藏话剧团合拍一部电影《农奴》。第二次来看演员的时候进行了考试，“先让我们演一些我们以前排演过的大戏、小戏片断，又挑出《农奴》剧本中的片断让我们排演给他们看。后来团长宣读了一份名单，让名单上的人到西藏军区第一招待所集合。在招待所，八一厂的人让我们看电影，给我们讲电影拍摄的常识。什么舞台剧和电影不一样，舞团剧要夸张一些，电影表演要生活化一些；什么特写、大特写、中景、远景等等。然后给我们发文学剧本，藏文的，让我们把全部情节背下来。因为有的情节第一个镜头在西藏拍，第二个镜头要在八一厂的摄影棚拍，不记住就衔接不上。文学剧本看完了，发分镜头剧本的时候，才通知我演男主角强巴”。

　　《农奴》一片的导演李俊说，他之所以让旺堆扮演强巴，是因为他的眼睛，“他的一双眼睛能喷出怒火”。而旺堆说：“我不知道这个说法，这是导演说的吧？我不知道。今天才第一次听说。我搞不清楚自己当时是什么形象。我没有照镜子的习惯，不知道。我也不帅，一个苦出身，能帅到哪儿去呢？”

　　电影拍了一年，外景在拉萨完成。“拍电影尤其是拍外景，和下地一样，靠天吃饭。寺庙的场景哲蚌寺、色拉寺都有，恰好都是我曾经当过喇嘛的地方。呵呵。”内景在八一厂摄影棚里拍的。拍摄时，藏族演员全部说藏语，汉语是后期的配音。“李俊导演多数时候坐在椅子上，很少和我们打交道。和我们接触多的是副导演赵松，他给我们说戏，告诉我们怎么站机位。藏族演员汉语说得不流利，和汉族同志又不住在一起，加上强巴基本没台词，所以我也没怎么和汉族同志来往。”

　　“拍电影，我们都没有什么想法，领导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没文化，又刚刚从封建农奴制度中出来，还带有很浓的奴性，没有挑剔，不讲条件，不能讲二话。领主叫你上山，你就上山，叫你下地就下地。当时化妆，有人说西藏人就这么黑，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么黑，让黑就黑吧。”旺堆说着，抹下头上戴的渔夫帽，擦擦头皮。

　　《农奴》上映后，旺堆成为家喻户晓的藏族明星，他认为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化。“什么电影明星呀！强调集体化，出差补助发不到自己手上，都拿去集体改善生活了。组织上说，我们刚从学校出来，不能考虑个人名利，总给我们开思想会。八一厂给了些报酬，军大衣、棉军帽、军手套什么的，话剧团人人有份，个人没有突出的奖励。我还是做普通演员，29个演员还是一样。出名？有什么出名的！”

　　旺堆1974年才结婚，那一年他已经42岁。新娘比旺堆小7岁，叫让热，藏语中是“聪明”的意思，是个美丽的姑娘。让热是日喀则人，1959年之前参加的革命，后来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文化。话剧团里有个搞政工的复员军人，介绍旺堆认识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做护理员的让热，两人一见钟情，考虑到各自年纪都不小了，几个月后就结了婚。两人的工资省吃俭用，养3个孩子，还过得去。“晚婚，过去当喇嘛不能结婚，自己文化也不行。”据旺堆的好友、民间工艺品专家舒秋玲说，旺堆在结婚对象上是很挑的，他一定要找有感情的、漂亮的姑娘，所以才拖到很晚。

　　上世纪70年代末，旺堆担任西藏话剧团团长。据他的一位同事介绍，旺堆脾气耿直倔强，说话从不拐弯抹角，这种个性显然不适合当官，也游说不来演出经费，团长做得并不顺心。1987年，根据政策，他退休了。

　　旺堆的晚年

　　现在每周旺堆都有一天去八廓街上转转，遇见熟人寒暄几句，“来买点东西”。

　　话剧团的团址、家属区位于拉萨西郊，旺堆住在拉萨东郊自己盖的藏式二层小楼里。像拉萨流行的住宅格式，旺堆家也盖了间朝南的玻璃花房，冬天的阳光照进来，暖意融融。他酷爱园艺，花房里几十盆花卉、盆景侍弄得红红绿绿，生机盎然。从花房进入到客厅，羊毛地毯，描花藏式柜，西式酒柜，盛满水果、肉干、奶酪干、油炸点心的涂金盘子，看得出主人一家对生活细节的讲究。

　　“这地方，麻烦得很！”东郊的环境比不上西郊，治安也不大好。宅基地原本是话剧团的菜地，上世纪80年代，团里把地分给他和另外4家人，1平方米收他10块钱，300平方米的宅基地花了3000块钱。“后来国家给了建房补助，单位却按照不知什么标准把宅基地价格涨到300块钱1平方米，让我们补交钱，得到的补助全交回去了。”之前盖的是平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老鼠乱窜。2005年，旺堆向银行贷了15万元的款，翻盖了住宅。“土地证、房产证押在银行里，每月还银行3000块，已经还了3年了，还要还两三年。还贷主要靠退休金，我也没有别的收入。”前不久，住在他南边的邻居也翻盖了房子，是4层的楼房，影响了旺堆家的日照。这也带给他一些烦恼。

　　70岁的老伴让热患了严重关节炎、骨质增生，腿脚有些不便。他们的3个女儿，老二和他们一起过。二女儿在拉萨当小学老师，老二女婿做水泥生意，生了一个外孙。老大在自治区歌舞团政工科工作，嫁出去了，婚姻幸福，大女婿是本科生，在文物考古队工作。她和公婆一起生活，两位老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藏语翻译，都是文化人。老三西藏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山南地区一所中学当老师，“我们没有门道，(她毕业分配)留不在拉萨”。女儿们基本和他不交流，很少听他谈过去的经历，也没看过《农奴》。“说什么呀！她们又不了解这些情况！任何事情，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只会半信半疑。”旺堆对我说。■

　　(本文采访和写作得到舒秋玲女士的大力协助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