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农奴》诞生记

　　1964年，编剧黄宗江凭借电影《农奴》得到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奖，1994年，这部电影又获得了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奖。黄宗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最后一次见到旺堆是在“文革”期间的北京，之后长年的音信不通，黄宗江听到的信息都是流言，“有人说他老年痴呆了，也有人说他没了”。所幸，现年88岁的黄宗江对影片的记忆还很清晰。“李俊导演比我小1岁，身体还没我好呢！”他告诉本刊记者。

　　记者◎孟静

　　黄宗江说：“到斗争尖端的地方去！百万农奴解放了！”1959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他就有了写西藏剧本的念头。西藏平叛初期，他脑子里只有愿望，却不知怎么实施。恰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很大的摄制组拍下许多纪录片，黄宗江说他在1959年之后的4年里，去了两次西藏，最长一次待了半年。“18集团军的张国华率军进藏，我跟着新华社的郭超人(他是‘文革’后的社长)一起去的。他对我帮助很大，我也参加了民主改革，很热烈。因为素材太丰富，很容易就有纪录片的想法，一写就像纪录片。”他说。

　　最初的两年里，他试过动笔，但没成功。1960年4月，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解放军到某地后，农奴主指使人把持了当地农会，打开粮库，私分粮食，也给一个中年农奴分了一份，但他还是要去报告解放军，主人就派人暗杀他，他脖子上挨了一刀，鲜血淋淋赶到解放军驻地，后来被送入北京301医院抢救。黄宗江赶到了医院：“我见到他时，他的伤口已经缝好，会说话了。他对我说：‘我现在的手是人的手，现在的脚是人的脚了！’乍一听，我有些不解。经他解释，我才明白在他入院后，护士细心地把他的手脚洗得干干净净，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次。”这个农奴说：“我很想看见毛主席。”他常常把毛主席像顶在头上。

　　除了这个素材，黄宗江说他在西藏看过一个活报剧《强巴的命运》，群众自己演出的，戏相当粗糙，却很朴素。“在农奴主随时可以割掉农奴舌头的社会里，农奴基本很沉默，装哑巴的人不少。”黄宗江说，戏中的细节基本来源于真实生活，农奴生孩子要给老爷上税，还要根据单、双眼皮交钱，婴儿的每只耳朵要交纳一个“雪松”(藏币)的税，农奴主踩着农奴上马更是普遍现象。

　　于是强巴成了他构思中主人公的名字。有趣的是，藏民的名字本身大量重复，后来拍成的电影《农奴》中“强巴”的青少年时期由一大一小两个演员扮演，他们都叫旺堆，为了区分，一个大旺堆，一个小旺堆，而饰演“强巴”母亲的女演员也叫强巴。

　　黄宗江说他把剧本名字改来改去，从《装哑巴传》、《强巴的遭遇》、《铁匠与哑巴传》直到《农奴》。黄宗江告诉本刊记者：“后来拍成的电影和我的剧本不太一样。”但基本剧情没有伤筋动骨：强巴的父亲被管家打死了，他的母亲由于还不上债，举着鞭子只身赴死，再也没有回来。被奶奶养大的强巴从小和铁匠的女儿兰尕要好，强巴因为饥饿吃了一点供奉的酥油，要被砍掉一只手，割掉舌头。土登活佛开口饶了他，受尽欺凌的小强巴发誓再也不说话。成年后，西藏和平解放了，可强巴依然生活在土登活佛和鞭打过他的郎杰老爷治下。他试图逃跑，被农奴主的手下追捕，只能和兰尕骑着黑马纵身跃下悬崖。结果俩人都没有死，土登活佛和热萨勾结“卫教军”，逃亡中郎杰用枪抵着强巴背负他。一个解放军战士为了救强巴牺牲了。最后得救的强巴会说话了，他只说了一句：“毛主席。”

　　选演员

　　《农奴》开始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初，所有汉族主创人员均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李俊后来的作品有《闪闪的红星》、《归心似箭》、《大决战》，1954年，他拍摄了《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对西藏较为熟悉，这部电影被确定为国庆15周年的献礼片。首先要确定的是外景地，西藏当时拍摄环境恶劣，有人建议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小布达拉宫取景，李俊先派美工寇洪烈去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和西藏风貌差别太大。

　　当时正好西藏话剧团第一批学员班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学习结束，这些藏族演员成为首选，他们在去上海前基本都是文盲，出身于农奴、苦工喇嘛。副导演赵松在回忆文章里曾写道：“很难描绘出第一次朗读剧本时那种令人难忘的情景，室内静得出奇，演员们聚精会神聆听着。”黄宗江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大旺堆当时把剧本顶在头上，对他说：“老师，我感激。”仅几个字，有千钧之力，给黄宗江无比的信心。别人问旺堆为什么要演这个角色，他说：“要揭露老爷们吃人的狼性！”

　　导演组考虑，扮演强巴的演员一定要农奴出身，这点大旺堆除了没装过哑巴，一切吻合。他的妈妈是山南泽昭岭寺庙的农奴，大喇嘛罗萨坚赞曾威胁他妈妈说：“还不起债就跪着送皮鞭来！”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和强巴一样，被少爷当马骑，额头的伤疤也是少爷用石头砸的。有一次他发高烧，管家用鞭子把他打倒在雪地上，说：“这可以退烧。”

　　黄宗江告诉本刊记者，大旺堆用藏语把这些经历汇聚成一个小品《我的遭遇》。他起初还局促不安，开了头之后，滔滔不绝，如奔流出谷。导演组并不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只是被他的眼睛吸引，讲完后，他长久地沉默。导演李俊于是决定：他就是强巴。

　　全剧组访问了农奴家庭、贵族家庭、寺院和叛乱的赤江活佛展览会。影片的另一个苦主是铁匠，铁匠是旧西藏社会地位最低的人，甚至低过农奴，“骨头最黑”，他们不能用人家的碗喝水，不能用人家的锅做饭，不能进人家的大门，甚至在阳光下，不能让自己的影子和别人的影子重叠起来，据说这样会使他人“倒霉”。

　　黄宗江说，从接受角色开始，大旺堆就不大讲话了，他要适应“哑巴”的身份。这曾让导演李俊也相当难过。旺堆出戏较慢，他的优点是只要是自己体验过的，就很踏实，如果他没体验到的东西，别人磨破嘴皮，他也不为所动。说服他于是变成一个艰巨的工作，因为他对角色的理解是“强巴肚子里烧火，鼻子里不能冒烟”，压抑有余，刚强不足。李俊引导他排戏，联系旺堆的自身经历，转折点在“悬崖放马”。旺堆不理解为什么“强巴童年时去悬崖，放马也到悬崖，走投无路时又跳下悬崖，他为什么老喜欢到这个地方去呢？”李俊就说：“在这个地方，他感到很自由。”旺堆不理解：“他有什么自由呢？”李俊说：“生活最苦最苦的人，是不是也有高兴的事呢？”旺堆于是想到自己放羊时，躺在离领主很远的草地上，望着蓝蓝的天空和远远的高山，望着天空翱翔的大鹰，多苦总有一种亲切的怀念。

　　小旺堆饰演小强巴，他也有黄连泡大的童年。虽然生在拉萨市，但他没有吃过母亲一口奶，也没见过父亲。6岁被卖给大喇嘛当奴隶，端茶、倒水、倒尿壶、打扫房间，活儿多得做不完。大喇嘛经常揪破他的耳朵，用硬皮靴子踢他，打得他满嘴流血。他也偷吃过佛前供果，被大喇嘛打得死去活来。他又被转卖给一个农奴主，小少爷骑他，晚上和狗住一起。曾经在冬天被剥光衣服，光着身子在门外冻了一夜，胫骨也被少爷踢碎了。因为地处高寒，医疗条件差，西藏解放前的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

　　在拍摄“小强巴偷吃供果”这场戏时，小旺堆一天没吃饭。其他人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怕忘了过去挨饿的滋味，演不好戏，饿着肚子演得更逼真一点。

　　黄宗江说，这些来自西藏话剧团的演员当时都非常年轻，大旺堆演青年强巴，他是年龄最大的，当年30多岁。演他奶奶的拾雀卓玛23岁，演他阿妈的女演员强巴19岁，曲佩活佛戏中60多岁，那个演员只有26岁，给化妆造成了很大麻烦。黄宗江说，拾雀卓玛肌肉丰满，很难改造成肌肉松弛、密布皱纹的老奶奶。剧组远在拉萨，无法使用橡胶塑型，也不能及时看到样片，化妆师就用浓乳胶在演员的脸及颈部掐出皱纹，用海绵拍上软膏，再用棉花塑型，强调下垂的眼袋，做了两个花白程度不同的头套，表现10余年的跨度。

　　扮演母亲的强巴也太年轻了，性格又活泼调皮，她怎么也体验不到母亲离开孩子去送死的复杂情感，短短两分钟的戏排了很久。她没有孩子，无法领会母子间的诀别。排练后期，副导演为她讲了一个农奴母亲的悲惨遭遇。实拍时，一提这个母亲，她的眼泪就滚滚而下了。

　　在原定的片名中有《铁匠与哑巴传》，黄宗江想把铁匠格桑作为主要人物描写，但在完成本中，没有实现那个构思，“这和我深入生活不够是有关系的”，他原打算在另一个剧本中以格桑为主角，后来也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