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部长不得不“简单粗暴”

　　作者： 徐春柳(新京报)

　　“眼镜，小心我的眼镜，”“我鞋掉了，让开点。”每次在人民大堂召开全体会议后，北门处部长离场，人声鼎沸。这里是记者的战场，部长的舞台。

　　在一些“两会”记者的博客里，往往看到这样的生动亲历：科技部部长万钢在记者的前呼后拥下奔到了厕所，万钢一摆手，门一关，几名女记者知难而退，男记者们似乎也达成了一种默契，不忍打扰部长方便，遂在门口恭候。一两分钟后，我也不再犹豫，推门一进，万钢正好在洗手池洗手，好机会！自然地，我把录音笔一开，一声“万部长”，采访开始。外面的记者们一看情形不对，也迅速冲了进来，形成合围之势，霎时厕所里人声鼎沸啊，那叫一个热闹，外面的女记者们也只能干着急。

　　陈竺是对记者最友善的部长之一，对记者们往往是有问必答。今年的“两会”不像往年那样可以在北门自由堵部长，而是安排了一条红地毯，当“部长专用通道”，记者们被拦在线外，只能像机场候机场等待明星的粉丝一样，大喊部长的名字。陈竺等部长往往停下脚步，尽量回答大家的提问。也有不少部长因为会期紧张，都是大步流星的挥手飘过，不留下只言片语。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初一过了，还有十五。眼尖的记者们总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周小川行长身材高大，最容易成为记者的目标，每年都被追围，鞋被踩掉时有发生。马凯在执掌发改委时，曾被记者追得在一楼大厅里转一整圈还无法突围，开会迟到。

　　但陈竺等的友好，并没有得到记者们的体谅。去年大部制方案出台后，几位与大部制有关的官员成了记者们的重点盯防对象。陈竺出现时，上百名记者一拥而上，硬是把陈竺挤走了，没来得及回答一个问题。“第一提问的人，竟然在问农村的合作医疗，而不是问大部制。”京华时报的记者唐骏当时气坏了。他承认，经过长期的“堵”，大家已经是为了堵而堵，挤在前面的往往不是最懂行的记者，而是身体最好的记者。后面的记者也不用问问题，只要能挤在身边，反正记者多，总会有人问问题，新手还会拉着高官的牌牌看清楚：这位是谁。

　　有时候，体力和脸皮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耐心与智慧，往往决定了人际交流间最后一层膜能不能顺利捅破。

　　上届“两会”，本报一位记者为了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马富才，已经堵过几次，都没能采访到。来到他的房间，也往往人不在。大部制方案推出的那天上午，不甘心的她再次来到马富才的房间，当时看到一名记者从房里出来，一问，也是被拒绝了。“为了采访，我只能硬着头皮再敲门。”马富才出来开门，本报这位记者使劲想，怎么样才不会给拒绝，但一时想不到招，所以没开得了口。而她不开口，马富才虽然知道她来干嘛，但也无从拒绝，所以也不开口。面对这样的尴尬场面，两个人无语了十数秒。“我当时脑子里灵光一闪，说：请你吃香蕉。”本报记者从包里掏出当午餐的香蕉。马富才一听笑了，对她说，你进来吧。

　　境外媒体比国内媒体更加要追踪热点，关注人事。外媒找人的本领，往往是国内媒体学习的榜样。不过他们也有走眼的时候，笔者就曾看到一堆老外记者堵着穿军装的歌唱家李双江来问反分裂法。

　　这样的三五分钟追堵式的采访方式，问者简单粗暴，答者敷衍了事，记者们并不喜欢，但这是不得已的选择。道琼斯的一名女记者表示，其实还是因为平时找不到这些部长，希望部长们能更多地在平时出来讲话。“我1978年来到北京的时候，中国连外交部都没有记者招待会，现在可以说进步已经很大了。”60岁的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北京分社社长柯舍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