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舌头来反对

　　作者： 柴静(中央电视台)

　　如果说“两会”中代表委员为第一种力量，述职和列席的官员为第二种力量，人数众多、使“两会”为民所知的记者可称为“第三种力量”。

　　记者将镜头对准“两会”，落幕后，我们将镜头对准记者——他们在“两会”中如何采访？他们看到了怎样真实的“两会”？他们在民主政治中是否担负起了应有的角色？

　　一

　　“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议会新闻’。”在直播结束之后，邱继宝在电梯里对我说了这句话。

　　他指的是刚结束的直播里的争论。

　　当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才说到“第二点”的时候，就被全国人大代表、纳爱斯的老总庄启传打断了。“邱董，你的观点我认可，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可能更重要的……”庄启传的话刚说到这里，邱继宝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在这时，坐在旁边的新光集团老总周晓光也抢了进来，“邱董的企业在我们浙江，是大企业。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中小企业更需要政府支持。”“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过多依赖政府，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走不远。”庄启传找了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

　　邱本人脸涨得通红，“当然得企业主导，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

　　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后延，编导发短信给我“播出线上沸腾了”。

　　我在之后的采访中问邱：“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作为代表，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你肯定要结合实际，不对的跟他争，谁有理，谁就是精英。”邱说。“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

　　他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形成共识，争论是争真理，有理走天下。”

　　二

　　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身为记者的敬一丹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其实争论是非常活跃的”。

　　新闻其实是选择的结果，你选择呈现什么？如果只呈现一个表决的结果，你只能知道“10∶1”，但不会知道这个“1”是谁，他为什么反对，他代表谁的利益？他的意见是否有合理性？

　　我做两会四年，往年大多都在广场和新闻发布会上，三千多记者，大清晨冷风里排成方阵，都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忽拉围上去，一边围一边常有同行问：“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或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手举得高，谁的衣服引人注意，拦着高官问问题，三八节拍点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来，而他们作为代表的公共议政者的身份反而被忽视了。

　　实际上三年之后，我们才刚刚回到两会的本质上来，思考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问我：“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需要。因为我作为一个报道两会数年的记者，也才刚刚开始问我自己：“我是谁？我的电视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在开篇节目里，我请导播切了一个画面，是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力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吴邦国委员长要求代表‘要深入领会宪法精神’，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力。”

　　播完之后，我遇到同事，他说，“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

　　庄严，来自对法律的尊崇和对法定角色的确认，代表如此，媒体也如此。

　　直播结束的时候，我听见有两位纸媒的同行在议论，说这下中央台糟糕了，“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

　　可见习见之深。

　　不光是同行，代表们也对媒体有个常年积累的看法。直播前我曾遇见庄启传，打招呼，问他等会儿准备谈什么。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是导演，你怎么导，我怎么演。”

　　我说，“您就演自己好了。”“我敢说，你敢播吗？”“我们是直播，您只需要对您的言论负责就可以了。”

　　传播，无非就是流通，让意见在市场中流通起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接受实践的检验，才可能让决策者得到最科学合理的依据。

　　所以，什么是我们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职责？我们的角色非常简单，就是让摄像机架在这里，真实地呈现给公众丰富多元的声音，为公众作出判断服务，这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公共电视台的法定权利和义务。

　　有的人问，你们要的是火药味浓的好看的场面吗？不，我们要的是有序和理性的讨论。也有人问，仅仅呈现争论就够了吗？不，我们追求的是共识，只不过争论是共识的必经之路。

　　有一场直播是辽宁的两位代表，一位是村支书，带着大玉米棒子来的，说粮价必须涨，得涨10倍以上。另一位是粮库主任，说粮价涨得高了可不行。最后有一位专家，他说不往前走农民不答应，走得太快了，有人会掉队，他提出了这个方法，叫“小步快走”。两位基本认同。

　　所以通过旁观一场又一场的审议，我多少理解了“妥协”这个词的含义，它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站立点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断质疑、不断相信、不断推翻、不断重建的过程，有了事先的足够充分的博弈，才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后无穷的矛盾纠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寻找到一种强大的社会共识，而这种共识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政治动力。

　　在希腊民主时代，亚里士多德已经强调过“要培养公开演讲的习惯——这样人们才能学会用舌头来反对，而不是用宝剑来反对”。三

　　今年在直播中我们采用了现场连线的方式，让选民直接对代表作出评价。

　　在新浪做访谈的时候，主持人瞪大眼睛问我：“难道不满意也能说啊？”

　　“当然可以啦，这是社会常态，有满意就有不满意，有了不满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职。”

　　做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时候，我们连线了深圳的农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评康厚明去年“过于软弱”，这个批评可能是不全面客观的，但是他把这种批评呈现出来了。之后他在今年见证了康在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续问题上直指地方利益的锐利意见后，给了康掌声。

　　有了批评，赞美才显得有意义。

　　连线最后，我问吉峰：“你为什么要提出你的意见和疑问？”

　　他说：“我们不对自己的事情关心谁来关心呢？”

　　“你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你这种公民的意识和对权利的捍卫是从哪来的？”

　　他说：“因为世界美好，而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天生具有彼此共同承担责任的灵性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