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调查》播出《以求是之名》，以下为节目内容。

    演播室：

　　4个月前，国内知名学府浙江大学处理了副教授贺海波论文造假一事件，但是这一事件并没有因为贺海波的辞职而归于平静，反而因为有打假者质疑浙江大学舍车保帅，而成为新的新闻焦点。因为有舆论认为，贺海波的造假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课题组造假，其中，和贺海波的的博士后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也可能介入其中。那么，哪一种说法更客观可信，事件背后会有怎么样的思考，二月份，我们介入调查。

　　解说：

　　贺海波曾经是这里的副教授，在李连达院士的领导下工作，如今，实验室的人员执勤表上，贺海波一栏已经被撕去，“论文造假”事发之后，贺海波迅速离开了学校，没有人知道他的踪影。他离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发表的这8篇文章，他在读浙大博士后期间发表这些论文后，顺利留校，升任副教授。但现在这8篇文章都被认定是剽窃抄袭，他抄袭了自己读博士期间的实验室数据。

　　采访：

　　戴德哉(中国药科大学博士生导师)：这个东西是，完完全全是一个胡扯，完完全全是颠来倒去，不是一个科学，七巧板这么拼起来。

　　解说：

　　戴教授是贺海波在中国药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去年，他的实验室向一家国际学术期刊投稿后受到问询，说他的论文和另一本期刊上已经发表的贺海波的论文十分相似，要求解释。

　　采访：

　　记者：这个全部一模一样吗？

　　戴德哉：基本上，有个别的调动一点点，你看，这个我们就对下去，到这里，181，7个1，9 11，这边删掉了。

　　记者：这有可能会是一种巧合吗？

　　戴德哉：绝对不可能。

　　记者：这个绝对不可能？

　　戴德哉：绝对不可能。

　　解说：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两项实验所用药物不同，动物病理模型也不同，绝对不可能出现完全一致的数据和图表。戴教授确定两年前的博士生贺海波剽窃了自己实验室的数据，张冠李戴地拼凑在贺海波自己博士后的论文中，并且已经发表，戴教授要求浙江大学进行调查。

　　采访：

　　陈枢青(浙江大学药学院党委书记)：实际上我只问了一句，我说，贺海波啊，你导师说你用了一组他的数据，有这回事吗？(他)脸色就变了，他说，陈书记啊，我错了，我去向导师道歉。

　　解说：

　　戴教授在之后有不断发现贺海波新的造假论文，去年10月26日，贺海波向浙江大学上交了长达10页的检讨书，他承认所有在浙大工作期间发表的论文都是造假。而且所有剽窃的数据，都是自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和同学们在学术交流时，他复制下来的内容。

　　采访：

　　曾苏(浙江大学药学院常务副院长)：有的是全部抄袭的，有的是部分抄袭的，有些是一稿多投的，还有一些数据上面重复使用，张冠李戴等等这些问题，就一共是8篇文章。

　　解说：

　　但是，贺海波的认错并没有让“论文造假”事件平息，人们发现，在贺海波的造假论文里，都有实验室负责人吴理茂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的署名。李连达是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也是贺海波在浙大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有人开始质疑这是“院士课题组集体造假”。对此，浙江大学经过调查认为，造假是贺海波的个人行为，与院士课题组无关。

　　采访：

　　记者：李院士也是课题组的组长，也是他的导师难道对他发表这篇论文不知情吗？

　　陈枢青：贺海波自己说是这样，李院士说也是这样，我们查得非常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证据，说是李院士审核了以后，才去投(稿)出去的。

　　解说：

　　但是，这样的回应并没有说服舆论，反而导致了更多人认为浙大是“丢卒保帅”，在保护包庇院士课题组。

　　外界之所以怀疑，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贺海波既然是李连达课题组成员，他理应做的是课题组的实验，实验的论文也应该是课题组的成果，李院士怎么会不知情呢？

　　采访：

　　记者：那么贺海波所做的这8篇论文，它们是实验室自己的项目吗？

　　曾苏：从目前来看这8篇论文里面，大部分都不是李老师要他做的项目，大部分是抄袭，剽窃他博士生导师的实验室的那些数据而来的。去年11月13日，贺海波被撤销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随即辞职离开浙大，杳无音讯，那么，他为什么要造假呢？在贺海波的检讨书中，我们看到他三次用同样的理由解释了造假的目的。这就是：“为了能够凑足文章数目，实现顺利留校的目的”，浙大的老师和学生也都印证了这个说法。

　　马宏图：像贺海波这样的老师来讲，他有他的压力，据我了解，他是一个湖南人，他家庭条件也不好，读博士生的目的就是想留在浙大的。

　　曾苏：他要留校肯定是要经过竞争嘛，竞争他可能是不是说别人做得比他出色，那么他留校是不是有困难，所以他尽可能多地想发表一些论文。

　　记者：那么贺海波所有做的这八篇论文，他们是实验室自己的项目吗？

　　曾苏：从目前来看，这八篇论文里面大部分都不是李老师要他做的项目，就是973冠心2号的复方的项目的。

　　马宏图：像贺海波这样的老师来讲，他有他的压力，据我了解，他是一个湖南人，他家庭条件也不好，读博士生的目的也是想留在这边了。

　　曾苏：因为要留校的博士生很多，他要留校肯定是要经过竞争嘛，竞争他可能是不是说别人做得比他出色，所以他尽可能多地想发表论文。

　　记者：这种评选里面，SCI的文章算一个硬指标吗？

　　杨卫：评选是全校范围内，刚才讲门槛条件多少篇SCI，你说的那个，那个是各个学院定的。

　　记者：SCI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检索系统。什么意思呢？全世界的用户都可以通过它直接无逢链接进9000多种国际的核心期刊。涉及这个系统的人有一个理念，他认为说一个科研工作者，评价他的科研质量，就是一个标准，使他对他所在领域的研究程度，换一句话说就是，他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代表他的影响力越大，就在90年代之后，这样一个量化的标准成为中国的各个高校评价自己科研人员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它直接跟职称、评奖、经费都要挂钩。就在这样一种激励机制的影响之下，中国的SCI收录的论文从1981年的5000多篇迅速上升到了2004年的57000多篇。

　　记者：因为有一阵子我们看到咱们中国大学的排名，对SCI文章的数量是要占到，甚至是光排这个数量，都给你排一个名次出来。

　　杨卫(浙江大学校长)：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清华大学(工作)，清华大学很受刺激，清华大学(被)排第五名，我们学校怎么是第五名，努力一把，一定要把SCI(数量)弄上去，结果就搞了一个千篇工程。

　　记者：就是针对这个论文？

　　杨卫：搞了一个千篇工程。

　　杨卫：就是搞了这个东西两年就超过一千篇了，这大概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

　　解说：

　　在浙江大学， SCI论文由每年的200多篇跃至如今的超过三千篇，高居全国高校首位，这个过程只用了十年。

　　采访：

　　记者：这个方向不有点大跃进似的办学术了吗？

　　杨卫：也不是大跃进，就是往这方向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