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药学院向我们解释，由于李院士非常忙，一年只能来学校五、六次，每次最多会有五六天时间，平常的学术指导就全交给了吴理茂，这样的合作方式叫做“托管”。

　　采访：

　　李贻奎：一般浙大那边的事情，都是那个吴理茂教授，他在那处理。

　　记者：吴理茂老师能够指导贺海波吗？

　　陈枢青：应该这么说，我们国家在快速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形势都在出现，我们李老师在这里指导这个学生，虽然他在这种情况下托管给吴理茂，其实吴理茂本身其实也有指导博士后的这个资格。

　　记者：吴老师本人有没有这样一个学术水平和资格去独立地指导学生？

　　曾苏：现在他是硕士生导师，只有副教授，所以只有指导硕士生的资格，现在没有取得指导博士生的资格。

　　解说：

　　但是，李院士却把自己的三个博士生、四个硕士生全都托管给了吴理茂。在这种托管模式下，课题的进展报告，课题的项目资金，课题的论文，这些本该李院士来负责的工作，完全交给了吴理茂一个人来控制。

　　采访：

　　学生：吴理茂代替李连达长签的(字)。

　　记者：你确定吗？

　　学生：这一点我确定。因为他是当着我们的面写李连达。

　　解说：

　　对于这样放任的托管模式，李连达院士和浙大药学院自有说法。

　　采访：

　　李贻奎(电话采访李连达秘书)：李院士对学生的管理是比较信任式的管理。

　　记者：那如果是一味信任话，没有监管的话，那导师的职责又如何体现呢？

　　李贻奎：这个问题请你们和浙大联系。

　　陈枢青：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国家一直在创新，也正是这种创新赋予了我们国家这样的活力， 如果他没有问题，其实相当于吴理茂跟李老师他们共同在带领的这个实验室似乎是好的，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找它的问题在哪里。

　　记者：世界上可能有千姿百态的实验室，但是我们只相信一条规律，就是没有监督的管理最有可能出现坏的管理，对吧？

　　陈枢青：是，我同意你，但是在科学界，现在更强调学术道德要自律，特别要自律。

　　解说：

　　贺海波原来的导师戴德哉教授在针对贺海波论文造假的博文中强调：导师对论文的学术价值、科学性、原始性，必须承担责任。

　　采访：

　　记者：贺海波在给你做博士的几年的时间里，您有没有发现他有造假的行为？

　　戴德哉：应该说呢，他没有这个空间造假。

　　记者：没有空间？

　　戴德哉：因为我们管得比较多，他没有这个空间来做。

　　记者：有一个监督的机制？

　　戴德哉：对，一个监督的机制。我们尽量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断行为的空间缩小，这个很重要。所以说自律是一个方面，但是制度或者是某一种操作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检查，这个一定要配合的。

　　记者：这个检查的职责应该是谁来负？

　　戴德哉：应该说是导师。

　　解说：

　　浙大药学院这样的一种托管模式是否符合教学管理要求和学术发展规律呢，据了解，国外很多高校不仅要求导师每周至少和学生就学术研究沟通交流一次，而且只要查证学生论文造假属实，所有署名者需一律承担责任，这也是基于严格的导师负责制。 

　　采访：

　　记者：如果有一个学校答应说您一年只去五六天，在那边带一批研究生，这样您会不会考虑呢？

　　戴德哉：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这种能耐，要有能耐的人可以。

    林教授：我反对这种说法，因为作为导师，你的责任就是教育、指导学生，如果你把学生都放羊，那用不着你的导师，不管是谁，你可以回家休息去了。

　　李贻奎：李院士不应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受到这么大的责备，本身是一个学生的问题，导师没有参与他的造假、剽窃。

　　胡海岩(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对他们的研究方向的引导，对他们学术学风的引导，我认为导师是第一责任人。

　　解说：

　　3月6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对贺海波论文剽窃事件的调查结果：认为李连达院士对此事件至少负有在科学道德建设方面疏于管理、教育不力、监管督查不严的责任。其实，浙大校方也非常清楚导师在学术指导和监督上的重要性。

　　采访：

　　杨卫：方向，题目，这些东西有没有原创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这些事情应该是由导师来做。

　　解说：

　　那么，为什么明知导师的重要，仍然让李院士来承担他无力履行的职责呢？

　　采访：

　　曾苏：现在他这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

　　记者：为什么他要特殊呢？

　　曾苏：这个也是一种历史造成的，就是不光是李院士一个人，在全国可能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

　　记者：按照规定，作为一个学院的院长，要对行政管理负责，作为一个课题组的组长，要对科研负责，作为一个导师，要对学生负责。那么为什么李连达院士看上去却不受这些常规的约束呢？为什么浙大在明知他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下，还要做这个所谓的特殊的选择呢？

　　解说：

　　2004年1月，李连达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三个月后，李院士应浙江大学邀请担任药学院院长。

　　采访：

　　杨卫：我们中药药理一块，我们以前没有这个学科，所以这个学科是我们聘请了李院士之后开始从无到有建起来的。

　　解说：

　　1998年9月，当时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实行“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学科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大学，其中并入的药学院在当时实力较弱。

　　采访：

　　记者：我们能理解，学校当时设立这个学科，是为了推动这个领域当中的学术发展。

　　杨卫：我想，也不是李院士(想这样)，他本身也是越来越忙，然后在这期间，可能学生和博士后增加的速度，相对于现在这样一个老师的规模，稍微快了一点。

　　记者：所以说，回头想想这个模式，是不是也有一些急于求成，、。

　　杨卫：这只能说是一个不幸的情况吧。

　　杨卫：我们本来的意图是让这个学科越长越大，大了以后教授越来越多了，现在是属于成长中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解说：

　　我们在浙大药学院的官方网站上看到，李连达院士不仅担任院长一职，还兼任现代中药研究所所长，是该研究所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但这个研究所除了李院士和他自己刚毕业的博士生吴理茂之外，并没有其它的老师，以至实验室的工作在李院士缺席的情况下，只能由不具备资格的吴理茂代管。

　　采访：

　　记者：学校如果说判断自己在开设这个新学科的时候，你不具备足够的师资和能力，为什么还要去招生呢？

　　胡海岩：不能否认有一些学校可能师资条件比较薄弱，不具备招生的基本条件，就匆忙上马了，希望能够早一点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的格局中能够占领一块地盘。

　　记者：这个占地盘是什么概念？

　　胡海岩：有人把高等教育也看成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那么这时候它就更希望它能够早一些建立起一个专业来，培养出学生来，它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个行业就业，那么这不就是占领地盘了吗？

　　解说：

　　而在这个占地盘的过程中，国内许多高校都热衷于请院士担任一些重要职务。

　　采访：

　　林教授：比如评估体系，要是有院士可能沾光。另外你再申请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如果院士牵头，你也可能沾光。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就不太好说了。

　　解说：

　　我们了解到，由于院士特殊的学术地位，还可以拥有别的科学家难以企及的科研资源，浙大药学院正是引进了李院士才审理了现在中药研究所，才承担了李院士主持的国家973项目。

　　采访：

　　杨卫：我们是要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是不断地以国际一流大学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要求老师的。杨卫：一所大学特有的文化不可能是简单地从外面请几个人来就可以形成的。

　　记者：但是看上去的话，您所说的一流的师资包括一流的技术设备这不都达到了吗？

　　胡海岩：那就是表面上的一流，距离真正一流可能还有差距。

　　解说：

　　SCI论文数量，学科门类，院士数目，经费数字……中国的高校好象时刻被数字裹胁着，在追求数量的道路上向前狂奔。

　　采访：

　　记者：发生一些学风上的问题比较集中，会不会也跟这个追求数量有一定的关系呢？

　　杨卫：这个大概也是一个阶段，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跨越这个阶段，我现在想不出来(有办法)能够完全跨越这个阶段。

　　记者：所以如果单一地追求一个量化的数字会有什么问题？

　　胡海岩：有可能失去大学的科学发展，由于这样的不和谐，不科学的发展，最后导致了真正的大学精神的缺失。

　　解说：

　　缺失的后果，很可能就沦丧了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

　　采访：

　　马宏图(浙江大学药学院学生)：其实我们读博士，最后也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不是说把科研搞到什么程度，如果那样的话，花的成本可能相当大，花的周期非常长，说句最难听的，最后的数据  可以编出来，画个图表、写个数据，1、2、3，3改成4，4改2这就可以了，只要不是太离谱了就是可以的。

　　记者：如果科研人员本身都不尊重科学的真，还怎么能够指望？

　　马宏图：所有的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下，大家就不认为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出格的事情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谁都一样。

　　解说：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不端行为在中国学术界屡禁不止。目前已经查实的大学重大造假事件就有：上海交大陈进等人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清华大学刘辉把他人学术论文归在自己名下；同济大学杨杰在简历中伪造论文资料，并将他人课题归为自己的成就；去年复旦大学查实3起学术造假事件，涉案的9名师生包括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等。

　　采访：

　　胡海岩：如果学术界是没有诚信的，学者是没有道德的，那么也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某一篇论文，如果是出现了剽窃，或者是它的实验数据不真实，那么这种现象如果泛滥下去的话，一是有可能就是有些学者，道德沦丧后，他从事的研究就可能是危害人类的。那么另一种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不是去潜心做研究了，那么学术的原创性，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可能也就无从谈起了。

　　解说：

　　三年前，就有109名教授联名发公开信呼吁抵制学术腐败，今年的两会期间，如何构建科研人员群体的学术道德问题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话题，3月15日，教育部部长周济也针对学术不端严正表态。

　　采访：

　　周济：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新闻界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现一票否决，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

　　记者：浙江大学的前身叫做求是学院，这两个字在当时的解释是务求实学，存是去饰非，不谋其利，不计其功，这样的校风一直延续下来，到抗战期间的时候，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就在烽火连天的1938年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提出，要把求是这两个字作为校训，以勉励学子。他说是就是真理，求是就是探求真理，要探求真理，科学家必须有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问厉害的精神。70年过去了，时代大学、科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需要创新和发展，但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学术繁荣是来自于求是这两个字当中所蕴含的尊崇真理，不计功利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