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坐在中央美院的办公室里，西川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海子生前，其诗歌的边缘化：在正规的刊物里，只有骆一禾担任编辑的《十月》、内蒙古的《草原》等寥寥几家刊发过海子的几首短诗。

　　个中原因，西川认为，“海子的抒情短诗和史诗，与80年代后期诗坛的现代主义趣味完全相反，这有点像他喜欢的诗人、同样因自杀而死的叶赛宁，叶赛宁的诗歌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主流抒情方式也不同”。

　　1989年，在沈天鸿的家里，海子向他反复抱怨，“他们都说我写的诗不是现代诗”。沈回答他，“你写的本来就不是现代诗”。作为海子的好友兼诗评家，沈天鸿认为，海子内在的那个自我是农耕文化的血统，这也是他诗歌中的意象、情感只可能属于乡村、古代的原因，“他是在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文学传统唱挽歌”。

　　此前一年的3月，在北京诗歌圈并没有获得承认的海子，带着自己的长诗来到四川。海子到达成都时，住在四川诗人尚仲敏的家里。21年后，尚仲敏在电话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及的记忆里的海子，就像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形象：头发很长，留着络腮胡子，穿着一身蓝色牛仔服、牛仔鞋，背着一个书包，外表时尚而叛逆，本质上却是个内秀甚至羞怯的年轻人。

　　尚仲敏当时在成都一所电力学校教书，有一间房子，一张床，在大概一周的时间里，他几乎与海子朝夕相处。白天他带着海子去拜访成都诗人，杨黎、万夏、翟永明⋯⋯到了晚上，两个人买些下酒菜，就着1.1元1瓶的沱牌曲酒通宵达旦地长谈，有时一起打坐、冥想，试着用意念和禅语交流。

　　海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长诗，这首诗让他联想到但丁的《神曲》——在庞大的、迷宫一样的结构中，充满着神话与宗教的意味。尚仲敏能从中感到海子非同一般的自我期许，“他有那种承受人类苦难，做人类拯救者的英雄主义情怀”。

　　与此同时，尚也从中感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象征意义”。他把自己内心的不安写成一首诗《告别》给海子：生命琐碎，诗歌虚假无力/我们痛恨的事物日新月异。

　　这也预示了两个人的分歧：尚仲敏在90年代毅然弃诗从商，而海子则永远留在了那个“虚假无力”的诗歌年代。

　　四

　　“略显疲劳，眼睛放光，显得很亢奋。”这是1989年2月或3月，海子留给一位同事的印象。这位同事那时在学校见到刚从西藏回来的海子，海子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起西藏之行如何令人振奋，他说到自己没带多少钱，是蹭火车回来的。

　　这个时候，海子已经不能继续教他最开始教的美学，而是改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一个学生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第一节课，他聊了不少佛教的内容，还有他去西藏的见闻，其中有：一个喇嘛当众用利刃切开自己的腹部，整理肠子肚子后又把切开的部分合上，整个过程一滴血也没流。他说他道家的小周天练通了——就是从脑顶到尾骨，再从尾骨到后脑的一个逆时针的一个管道，练通了的人就可以在这个管道里运气。”

　　“后来上课时发现查老师讲得就不那么有趣了，常常是拿着书、或者是讲义念一段，让大家记一段笔记，再讲一段白话释义，好像考验自己对讲义的记忆力如何似的。”

　　海子的大学宿舍舍友刘广安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海子在1989年春节过后曾去城里看他，海子向他透露，自己不大满意学校安排他上的课程，已经在联系城里的工作。海子谈到，他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呈黑红色，刘事后猜测，可能是他长期酗酒导致的胃病。

　　海子曾写过一首诗《在昌平的孤独》，这种难以言说的精神孤独大多靠酒来稀释。他曾跟沈天鸿谈起，自己在昌平喝得最厉害的一次，是一个贵州诗人去昌平看他，每个人都喝了一斤半以上的白酒，倒在地上第二天才起来。

　　而在海子的同事孙理波看来，至少在形而下的层面，海子在昌平的生活并不孤独。他们住的地方紧靠军都山，春秋季节经常一起去爬山，小日子过得自由自在。县城中间有个电影院，他陪海子看过不少电影。

　　仅在他们住的西环里宿舍和后来的新校区宿舍，就有一帮喜欢读书的朋友。大家平时各自看书，到了晚上就喝酒聊天，经常聊到晚上两三点。“他一般在晚上写作，我中午去敲他的门，这小子还在睡觉，下午起来，出门买点菜，用煤油炉做饭。有时候聊着聊着，他突然‘来诗了’，抓起笔就写。”

　　“海子写诗时，有时候边喝边写。一个晚上可能写五六十张稿纸，先用政法大学的信纸写，然后誊在格子纸上后，可能就剩几张了，他的诗是高度浓缩的，一些短诗看上去只有二三十行，但他可能实际写了一两百行。”孙猜测，海子诗歌意象的断裂和跳跃感，可能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