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88年11月，海子完成了他的长诗《太阳·弑》。他的好友骆一禾在一篇评论中谈到，这首诗剧的舞台是全部血红的空间，间或楔入漆黑的空间，宛如生命四周宿命的秘穴。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物恍如幻象置身于血海内部，对话中不时响起鼓、钹、法号和震荡器的雷鸣。

　　“这个空间的精神压力具有恐怖效果。从色调上说，血红比黑更黑暗，因为它处于压力和爆炸力的临界点上。”骆在一篇写于1989年5月13日的文章里写道。

　　西川也认为，能写出这样的诗剧的海子“一定是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对此，海子生前的好友和邻居常远相信，海子是通过修炼气功，可以使思维进入一些特殊状态，开辟“超自然通道”，感应到别人感应不到的东西。

　　海子的父母至今保留着一份海子的亲笔遗书的复印件，在这封写于自杀前一天的遗书上，他谈到了自己可能的死亡，并把责任指向常远。而在同一天写给学校的遗书中，海子控诉，由于常远“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导致自己出现了幻觉和幻听现象。

　　20年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辗转联系到常远，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常远承认自己曾研究过人体科学，而海子也确实请求他教点什么，但他否认自己会气功，也没有教过海子气功。不过，常承认自己“曾给他介绍过一位藏密气功的传人”。

　　常远印象里的海子形象很像卡夫卡笔下的饥饿的艺术家：他常常独自一人行走在昌平的街道上，嘴里嚼着西红柿或大葱，透过镜片茫然地观察着市井万象，头脑中却在冷静地思考着人类乃至所有生命存在的意义。

　　他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系统论、数学和人体科学。海子对所有的宗教都感兴趣，佛教的密宗，道教的全真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那些神秘主义的支派，都跟超自然力量有关。

　　这种试图从整体上和根源上认识世界的偏好，早在海子年仅20岁时就有所体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独家获得了一篇署名“查海生”的文章《从突变理论看国家产生形式和法的作用》，在这篇写于1984年的文章里，海子用拓扑学方法中的尖顶突变模型分析了国家与法律的起源。

　　海子经常吟诵英国哲学史家丹皮尔的名言，“真正的宗教是一种更为深奥的东西，它建立在直接经验这块不可动摇的磐石之上”。常认为，这体现了海子对宗教的理解，他不是像农村老太太一样烧香拜佛，而是想借此进入到一个超出人类经验范围的领域，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场景。

　　常远回忆起海子出现幻觉的一个场面，那是在1986年或1987年，海子惊慌失措地把同一栋楼的几个朋友叫到自己的房间，讲述了他刚才看见的“闹鬼”：海子说，看见自己的书在地上走动，而他挂在墙上的西藏唐卡画像也飞向对面的墙壁。

　　六

　　“对于他而言，现世的死并不是件可怕的事，在跟我们日常聊天时，他就体现出对生命轮回的认同。”孙理波对本刊记者回忆，自己最后一次碰到海子是在1989年3月18日，在学院路的老校区教学楼主楼大厅门口，当时海子手上拿着一张表格，气鼓鼓地说，“他们评讲师职称也不告诉我”，之后他就坐班车回昌平去了。

　　在去世前半年左右，海子曾与朋友、青年散文家苇岸讨论怎样死去才是有尊严的，苇岸说上吊太难看，海子说，最体面的死法是从飞机上往下跳。但他最终没有从飞机上往下跳。他选择了铁轨。自杀时他身边带有4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海子出事后，他的大学舍友刘广安与骆一禾一起赶到山海关，见到了海子的最后一面。“他死得很有尊严”，刘对本刊记者说。他记忆里的海子永远是个孩子：上学时，整个北大法律系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因为这孩子实在太小，15岁上大学，班上跟他一届的同学年龄比他大一截，班上组织去香山郊游，照相时，那位同学搂着他开玩笑，“来，咱爷俩照一张”。

　　西川在海子死后编辑出版了海子的遗作，他反复在海子创作于生命最后阶段的长诗里，体味他的孤独感，“《天堂弥赛亚》里的天梯，一个人在天梯上，上下四方都是黑暗，没有人，他在大声地喊，‘还有谁在？还有谁在？’——那是一种透彻骨髓的孤独感”。

　　在《死亡后记》一文中，西川推测了海子生命的最后轨迹。“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从政法大学在北京学院路的校址出发去山海关的。那天早上我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我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他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

　　现在推算起来，如果那真是海子，那么他中午便应到了山海关，我想任何人，心里难处再大，一经火车颠荡，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郁闷也应化解了。看来海子是抱定了自杀的决心。他大概在山海关逛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沿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

　　⋯⋯

　　火车沿着冰冷的铁轨呼啸而来，车轮所过之处，一个时代无可挽回地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