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第一轮环节不管结论有没有出来，我想呈现争议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人的权利优先还是经济发展优先的问题？但是这个不属于我们论坛需要解答的问题。

　　争鸣之二：如何运用财税政策帮助中国外贸走出困境？

　　刘彦：第二个我们讨论一下怎么保护或者帮助中国外贸企业的一些具体的政策，财税政策包括人民币升值、被动贬值还是怎么样这种策略选择以及出口退税的补贴以及隆国强部长刚才所说的运用一些财政的手段为出口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等等。

　　隆国强：我理解的如何帮助中国外贸走出下滑困境，一方面政企携手，另一方面还是企业，政府的手段无非就是贸易手段、财政手段，具体来看政府已经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在融资方面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中央政府在做，地方政府，省里面、市里面都在做。前几天去中央台讲课，浙江的副省长跟我说，省里搞了3个100亿，拿出100亿支持企业的融资，100亿支持企业的创新，100亿支持企业的结构转型。地方也有，我去东莞调研的时候，他说3个10亿，也是类似的，就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大家都是一样的，包括刚才讨论的企业。比如说企业的人权，老百姓的人权，就业的权利也是人权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是说要尽其所能的来帮助。

　　刚才新育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公共政策要考虑成本的收益，也就是说财政资源是有约束的，我怎么能够少花钱多解决问题。但是你要分析清楚说，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尽可能的少花钱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比如说看到现在有汇率政策，汇率政策是有约束的，也就是说中国作为第二大的出口大国，如果人民币采取一个贬值的办法，可能会导致全球的竞争性的贬值，而且短期来讲，韩国货币贬值了40%，为什么？因为需求出了问题。但是我一直倡导人民币的汇率要保持实际有效汇率的稳定，而不是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在市场的操作过程当中，其实人民币现在又有一点跟随美元了，美元一升值我们就升值，但是我也不主张美元还继续贬值，这有可能带来其他很多的问题，汇率手段并不是说有很大空间。

　　再一个财政政策，减税增值。减税没有太多可减的东西，无非就是出口退税还有一点空间，经过五六轮出口退税的改革以后，也没有退的了，但是即便是比较以后，拿来退税还是拿来做担保，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对退税来说我拿2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我有2个降价空间，那我们竞争对手可以选择更多，这个可以增加你的价格竞争力，但是现在就是融资能让它活下来更重要。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说，3月10号表示，中央财政新增10个亿用于中小企业的担保，希望能够解决4万户中小企业2500亿的贷款，按他这个杠杆就高得不得了，250倍，我们说中央政策拿出100亿来，就可以解决25000亿，要拿出500亿来，那不都解决了，可能没有这么乐观，中央政府现在拿出一部分钱来做担保基金，可能是最能解决现在企业的燃眉之急的。

　　桑百川：出口退税政策应该是一个中性的政策，中国作为一个杠杆调来调去很可笑，西方就是全额退税，我们就是为了打压出口就取消退税或者降低退税，为了刺激出口我们就提高退税，它可能不是使用的像利率一样的杠杆。

　　梅新育：出口退税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中性的措施，问题在实践当中，最关键的不是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不是中性的措施，而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们是否愿意承认它是一个中性的措施？这是关键，如果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中性措施的话，那么无论我们有多么雄辩的理论，这都是没有用处的。我想有这么一句话，只要那个事涉及到人的利益，就连数学公理都可以受到攻击，就是我们在采取一项措施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把握提高出口退税，不至于引发全面的相互财政倾销的话，那么我是赞成的。但是如果有可能引起财政倾销恶性循环的话，我认为实施这样一个措施，就不是太恰当，不如采取在别的环节，比如研发的前面补贴，在其他的方面帮助。另外通过海外投资带动出口或者说提高我们出口的效率的话，在这个方面前景是比较大的。我们特别是通过海外投资，介入海外的流通环节，提高我们出口效率方面的可能性比较大。前几年我去过一家企业，那家企业前几年曾经想收购它在美国的销售商，为此需要大约2亿美元的融资，但是当时国内的银行没有企业并购融资这个项目，为此，这家企业上窜下跳，上窜一直窜到了吴仪副总理的指示，但是仍然没有拿下来，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我们的法制或者金融监管的严厉和进步，但是也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些机会，现在开辟了这样一些项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了。

　　李向阳：因为涉及到促进外贸出口的汇率问题，汇率贬值虽然有可能促进出口，但是我们要弄清楚出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出口最后赚的钱是外汇，外汇投到美国那儿去，如果我们的汇率变动最后导致我们出口获得的收益全都缩水了，全都打水漂了，我们汇率贬值的目标就失去意义，当然汇率贬值还可以带动就业，我想仅仅用这个理论很难来决定我们的汇率怎么样。

　　争鸣之三：如何更好地运用认证工具？

　　薄昱民：我想说明这样一种观点，作为应对目前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国外贸走出下滑困境，认证认作为技术性贸易措施这样一种手段，并不是立竿见影的措施，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调整结构、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经济和质量效益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手段，应该说它是一个长效的维护中国制造声誉的有效的手段。

　　第二个，对于我们来讲，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今年的阐述，稳固传统的贸易伙伴开拓新的贸易伙伴，新的贸易伙伴有中东、非洲、拉美这些地区的国家。刚才从我给大家呈现的数据里面也可以看到，他们有相应的措施，但是这样的一些技术性贸易措施在企业应对的时候，要合格评定程序，就是认证认可结果的提供，无论是法律法规要求的，还是市场上由于消费者要建立信心，它一定有一个潜在的压力，需要一个有公信力的机构出示合格证明，这也是毫无疑问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提供手段，所以中国企业要有效的利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满足相关标准和技术法规要求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产品的质量在提升，调整结构、刺激质量、包括符合国际标准这一方面，在认证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在企业的管理体系的建立，这个管理体系的建立的目的是能够保证企业稳定的生产出符合标准和技术法规要求的产品，所以说产品的稳定性、质量安全性应该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是国际化语言的方式来提供保障的，这是要说明的。

　　第三点，在应对经贸措施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包括行业协会以及研究机构的作用，包括我们专家学者，大家应该携手共同来应对，帮助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同时构建我们自己的技术贸易措施的体系。无论是标准技术法规，还是合格评定，我们都要互动，这样跟相关的贸易伙伴之间有一个对等的对话机制，然后才能够去谈结果的互认。

　　中国的认证认可体系，从我们建立来讲是非常国际化的，在国际上来讲有了互认的平台。补充这些信息，谢谢。

　　梅新育：我想在认证它帮助中国外贸走出下滑、帮助中国外贸企业、帮助中国出口这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应对贸易壁垒，我想相当重要的是在海外消费群体当中树立信用。但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这一点职能，让认证机构更好的为中国出口企业服务，我就想向赖先生提三个问题，也是三点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