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海燕/口述｜杨天、陈辰/整理

　　人生

　　从小，我就没有“家”的概念。

　　1945年，我出生在北平。父亲为我取名“Laura”。大眼睛、高鼻梁、黑色卷发—— 我是个混血儿， 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意大利人。

　　母亲倔强而要强，13岁从湖南老家来到大上海，后来当上了《周末报》的娱乐记者。也许就在某次party上， 母亲与在意大利驻中国领事馆当武官的父亲相识。抗日战火最猛烈的时候，母亲却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

　　母亲和父亲在一起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要随领事馆撤回意大利，他曾想把我和母亲一起带走，船票都已买好 ，倔强的母亲却不肯离开祖国。父亲和她大吵一架后独自一人登上了归国的航班，只留下了一笔供我到17岁的抚养费。

　　父亲走后，母亲带我回到上海，将我送进一间寄宿制的天主教教会学校。我年龄小，老师教的东西都学不会。每到周 末，别的孩子都被接回家，只有我孤零零地呆在学校——母亲当上了大歌星白光的秘书，常常忙得顾不上我。

　　6岁以前，我一直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却不会说一句中国话。1952年，母亲带我回到湖南平江老家，只会说英 文的我被人骂是“小洋婆子”，甚至还有人说我是“杂种”，这多少让我受到了刺激。小小年纪的我，用一年时间学会了平江 话，并发誓以后再不开口说英文。

　　在平江，正赶上土改运动，家中有几亩薄田的外公受到了冲击，我们的日子也因此变得清苦，大人们就着一盘红辣椒 能吃下一大碗饭，而我却被呛得眼泪鼻涕直流。

　　一年后，母亲带着我，拎着父亲留下的仅有的一只皮箱，回到了上海。母亲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而我则寄宿于 她一个又一个朋友的家中。常常是在别人家客厅地上铺一张毯子，我倒下就能睡着。那时，我从不知道“家”的感觉是怎么样 的。

　　1955年，刚在上海上了一年多小学，我又跟着母亲去了湖南益阳的大姨家。

　　那一年，国家开始提倡美化人民生活，人们纷纷穿上花衣服，参加舞会、看演出。大作家周立波当时住在益阳，母亲 经常让我将她写好的文章拿去给周立波看。周立波夫妇很喜欢长得像个洋娃娃的我，经常留我住在他们家中。

　　再次回到上海，已是一年以后。由于有一副好嗓子，我被选进了上海市少年宫合唱队。那时，体操队常常在室外训练 。倒立、翻跟头，站在门口不想练合唱的我，看得心里痒痒的。

　　体操队的教练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跑来对我说：“想练体操吗？”我想也没想就大声说：“好！”就这样，我被拉 进了体操队，从此结缘35年。

　　1958年，当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开始时，我在华东纺织学院的业余少年体校训练，一年后，被上海市体操队选中。

　　体操队的旧址在南京西路651号，以前是外国人的俱乐部，有宽大的练功房，还可以每天洗澡。在体操队，吃住都 不花钱，运动服也是免费发的。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仍能保证每天一杯牛奶。

　　队友和教练们总会特别照顾我，每当他们的家人送来好吃的，总少不了分我一份，他们知道我的母亲很少来看我，即 使来，也从不带东西。打扫卫生的大妈也很疼爱我，有时，我甚至觉得她比妈妈还要亲。

　　在少年体校的时候，我因训练不注意摔伤了腰，却没有好好调养。到体操队一年多以后，腰伤复发，有一段时间站立 都有困难。我害怕教练惋惜的眼神，更怕他们哪一天突然要退我回去。

　　有一天，几个要好的队友把我叫到一旁。“你想留在这吗？”她们问我，我重重地点了点头。“那再疼也要坚持下去 。要学习盖叫天，宁愿把伤腿砸断了重新接上，也要留在舞台上。”那一天，我们在角落里抱头痛哭，擦干眼泪后，我仿佛又 重拾了信心。

　　不能倒立、翻跟头，我就带着石膏跑步，忍下所有的痛苦。实在撑不下去了，我就跑到图书馆，翻看那本已经看过许 多遍的《牛虻》。

　　19岁那年，终于有机会代表上海体操队参加全运会比赛。报名时出了个小插曲：母亲在我上小学时，让我跟她姓“ 毛”，又按照英文名的谐音给我起了个中文名“劳娜”。这个在当时被认为颇有些小资情调的名字，让教练填报名表时犯了难 。“不然你改个名字吧？”我想到了刚刚读过的高尔基的《海燕》。“就叫海燕吧！”

　　在全运会上颗粒无收并没有让我伤心，没有顺利加入共青团倒是让我难过了好一阵子——一个直接原因是，母亲因收 藏父亲的照片，而被列为特务嫌疑分子。

　　“文革”中母亲被关进监狱，我曾去探望她，两个红卫兵一左一右，不停在她耳边念着《毛主席语录》。那一刻，我 很同情，却又不知该怎么帮助她。

　　我这个身上流着异国血液的人，竟幸运地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体操队就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有时，我们会趴在窗户 边，看楼下造反派们武斗。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不可以这样吧，体操还是要练的！”

　　体操的确还在练，只是换了形式。我们把八个样板戏中的六个编成了体操动作，为工农兵们表演。

　　我在1972年退役，留队做了教练。当年，我带的第一批队员出征全国少年比赛，只拿到团体第18名。而3年后 ，她们就在全运会上获得了团体第六。80年代，我们的女子体操队曾多次得到全国团体冠军，许多队员都入选国家队。现在 他们中不少人都成了教练，但依然亲昵地叫我“毛”。

　　1981年底，队里派我去伊拉克援教一年。当时，两伊战争已经爆发，繁华的巴格达却并没有战争的气息。我在当 地考了驾照，和另一名教练还有翻译，3人常开着一辆丰田轿车四处逛游。

　　刚当上教练时，队里就给我分配了一间小小的宿舍，我把母亲接来同住。在那里，通过邻居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 夫。我曾给自己设定过择偶条件：要讲一口好听的普通话，不能是体育界的人。这两条，身为语文老师的他恰好都符合。

　　1975年，我30岁的时候结了婚。第二年，儿子呱呱坠地，我给他取了个小名：亚克西。

　　婚后最初几年，丈夫被分配到上海郊区青浦的一个农村中学，而我也吃住在队里，两人一周只能见一面，亚克西全由 母亲抚养。

　　从伊拉克回来后，我们搬出了筒子楼，住进了队里分给我的一套只有18平米的小房子，虽然小，但很温馨，那是我 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1993年，我带完了最后一批队员，很迷茫：“不干体操了，我还能做什么？”直到后来，去了趟日本，我找到了 自己新的方向。

　　那时，中国的健身操运动刚刚起步，而日本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我受到启发，决定自己编排健身操。2000年正 式退休后，我在市妇联开办的俱乐部里当起了健身操教练。

　　我曾去过许多国家，但都有任务在身，无暇观赏各地的美景。如今，我和一帮退了休的老朋友，开始频频组织出国游 。一次，在异国的沙滩上，我们几个老体操队员忽然玩性大发，翻跟头、倒立，看得一旁的外国游客目瞪口呆，连竖大拇指。 那一刻，当年那个在平衡木上辗转腾挪的身影，在我眼前又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