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浙江省杭州人，生于1953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及记者，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1969年入伍，在上海警备区任文化干事，后任《解放军报》记者。曾参与创办《中国减灾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1998年至2001年间，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

　　1986年，他凭毕业论文《唐山大地震》获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唐山大地震》1986年刊于《解放军文艺》杂志，1986年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是美国和香港若干大学的新闻写作课教材。还有其他作品包括《大清留美幼童记》（与胡劲草合撰）、《大清海军与李鸿章》（原名《海葬》）、《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与耿庆国合编）、《旧闻记者》、《中国传媒与政治改革》、《中国传媒风云录》（与陈婉莹合编）等。

　　从2008年5月14日起，他频频在网络上发声：“这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没有什么比抢救生命更为紧迫！”他致救灾者六个字：“心要热，头须冷！”……

　　这些建言，据说被有关方面用短信全文转发到救灾一线的将军的手机上。

　　二十多年前，以一本《唐山大地震》闻名于世的作家钱钢，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他还像当年那样，以一个学者的姿态，关注着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和重建，尤其是关注着地震预警的研究。

　　2008年5月，一本老书骤然热了起来。

　　这本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的经典之作，橘红色封面上，压着一条由几张废墟照片拼在一起的黑道，上面是赫然一串数字——“1976.7.28”。

　　1986年问世的《唐山大地震》，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

　　再版的新书上，带着一个环状“书腰”，黑底白字，直刺入目：“我们记录，我们追思，我们祭奠——献给又一次直面大灾难的同胞们。”

　　拿起书的读者翻开书阅读，似乎忽略了封面上印着的另外一行小字。这是作者钱钢在再版时，专门写下的一段话——“本书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时而被人淡忘，时而又被突然提起。被淡忘的日子，它本应被记忆；而突然被提起，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

　　记录唐山大地震钱钢的出名与被遗忘

　　钱钢是浙江杭州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他23岁，正在上海。那时，“穿着一身军装”的钱钢，被借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管理下的文艺杂志《朝霞》当编辑，是个“文学青年”。

　　听说发生了地震，钱钢急忙“打了一个背包”，要到灾区去。但他没上得了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只见一架架飞机没有乘客，拉的全是塑料尸体袋”。没过几天，大批的伤员转移到上海，苏州河边的医院“全是消毒水的味道”。

　　又等了近乎10天，上海的防疫大队出发，钱钢跟上了这支队伍。他的任务，是背着喷雾器去打药——就是往废墟和尸体堆上喷洒消毒水。

　　但他毕竟是个文学青年，从1976年8月到11月，这3个多月间，钱钢用眼睛、用笔，记下了重创后的唐山人的故事。

　　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将来要写一本书，“只是本能地记录”。

　　唐山地震留下三四千孤儿。钱钢在唐山记忆最深刻的事，就是送一批孤儿去石家庄和邢台的孤儿院。一路上，钱钢一直给孩子们讲故事，怕就怕有孩子哭。“一个孩子哭起来，整个车厢就都会爆发。”

　　8年后，《解放军文艺》杂志向钱钢约稿，要求他写出“一个城市的毁灭和新生”，着重点是在改革上。

　　钱钢又一次来到唐山。到了唐山，他的想法就立刻改变了。24万人死、16万人伤，这是多少个活生生的命运故事，抛弃了最真实的东西不写吗？

　　他“撒开大网”，找到了唐山地震的目击者，还凭借《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唐山地震时解放军抗震救灾副总指挥迟浩田将军，他去国家地震局调查，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档案材料。

　　于是，钱钢和他的《唐山大地震》声名远扬，被译成英、日、韩、法等文字，是美国、香港诸多大学的新闻写作课教材。“钱钢”，几乎成为记录这次灾难的代名词。

　　上世纪九十年代，钱钢参与创办《三联生活周刊》、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还当过《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现在，他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这些年间，钱钢只回了唐山两次，一次是1986年，一次是2006年6月。他始终关注着唐山。

　　但是，人们似乎遗忘了他，遗忘了唐山大地震。

　　他的救灾建言被发到将军手机上

　　钱钢的“突然被提起”，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想找到他，“有的传媒，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问责和反思”，让他谈谈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大地震之间的对比。

　　钱钢没有这么做。正在北京出差的他说，一切高谈阔论，此时都苍白无力。

　　他在腾讯网站上开通了个人博客，起名为“忆唐山，忧汶川”，后来改名为“灾难是一所特殊学校”，连续发出一系列焦灼而理性的声音。

　　5月14日，忧心如焚的他说：“此时，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没有什么比抢救生命更为紧迫！”

　　钱钢根据自己当年的经验，给救灾指挥者一系列建议。他用了一连串“请”字：请专业抢险队和解放军尽早到达幸存者身边；请医疗队火速在现场开设急救帐篷；请立刻开辟直升机着陆场抢运伤员；请立刻在成都设立伤员转运中心；请在灾场之外的各城市立即部署接应医院；请密切注意仔细倾听幸存者的求救信号，边挖扒边送食物和水；对大片倒塌的楼群，请设法用鼓风机送风，请调动消防车持续大量喷水……

　　他致救灾者六个字：“心要热，头须冷！”

　　他言辞激烈而不无道理：“一切大话空言，华而不实的积习，对上负责的表面文章，为电视镜头准备的表演，此时，请统统走开！科学，专业，这是苦难中同胞的生之希望。”

　　这些博客上的文字，一时点击数万，应者云集。网友评价说，“你是真正的清醒者！”“经验之谈亲切务实！”“顶起！”

　　此后，钱钢几乎每天都要贴出一篇博文，一直持续到2009年2月。10余万字的文章，涉及到抗震救灾的方方面面。

　　2008年5月15日，钱钢建议，“现在特别需要高水平的危机管理能力”，“要有始终清晰的宏观‘灾场’视野。从汶川到整个成都平原，从成都平原到川渝和大西南，到中原，到东南，灾害的能量(不只是地震波)在辐射。整个救灾，必须成为科学严密的系统工程。”

　　他建议优先处理一些要务：“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隐患点。震区的所有水库、油库、加油站、化学品仓库、武器炸药库、山体滑坡易发地段、已经拥塞成湖的河流、有毒气溢出危险的地质勘探点等，必须无一遗漏地查清、标明，派遣精锐力量严密控制。

　　“大批防疫队应尽快进入。飞机喷洒药物防疫，立刻着手。遇难者尸体掩埋工作，从现在起就要制定严格的标准。

　　“立刻部署专业队伍，开始抢修电力、燃气等城镇生命线工程。

　　“这次巨灾应变，不可能在数周速决，应有打持久战的精神准备。要有预备队，要让极度疲惫的一线攻坚战士轮换休整。”

　　时隔一年，重读钱钢当时的这些建议，叫人佩服。比如钱钢较早地提出了堰塞湖的问题，后来，全中国人都知道了唐家山和“堰塞湖”这些专业名词。

　　而钱钢的建言不仅如此。5月16日，他呼吁，对从浩劫中侥幸逃生、余悸未消、几近崩溃的灾区群众，给予“最大的仁厚与宽容，去善待与保护”。哪怕他们有怨言甚至愤怒，“要以极大的耐心，向灾区群众解释当前的局面和政府的行动决策”。钱钢提请政府注意，“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区群众可能的群情波动，都应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温和化解灾区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

　　据说，钱钢在博客上的一些建议，比如“心要热，头须冷”，被有关方面直接以短信的方式，全文转发到救灾一线的将军的手机上。

　　如同钱钢博客签名的句子：“我们需要更为内敛的情感与明澈的理性。”巨大的悲痛当前，保持清醒，又有及时可行的建言，绝非易事。

　　“预测哪天地震，谁都没这能耐”

　　汶川大地震前，四川、江苏等地出现过大量蟾蜍迁徙的异常现象。事后有人认为这是没有被引起重视的“地震征兆”。

　　人们都想听听钱钢的意见。他采写《唐山大地震》时，了解唐山地震预测的前前后后。

　　在博客里、在与网友的网上在线交流中，钱钢直白而通俗地说：“预测哪天地震，谁都没这能耐。”他说，仅靠动物的异常行为做出地震决策，确实是非常不充分的。

　　新中国建国之初，仅有几位地震科学家，但他们的工作是通过研究地震波来探索地球内部的奥秘。那时人们不知道“地震预报”这个词。

　　1966年3月，邢台发生6.8级地震，在前所未见的废墟、尸体、鲜血面前，人们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次未能预报的地震是怎样危及千万人。周恩来总理叮嘱科学工作者说，“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1975年2月4日，科学工作者发布了地震预报，辽宁南部的100多万人撤离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2个多小时之后，海城发生7.3级地震。成功预报七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唐山大地震中，还出现过一次奇迹：距离唐山70多公里的青龙县，发布了临震预报，全县47万人逢凶化吉，只有一人死亡。

　　只是，地震预报是个世界难题，谁也不敢说自己有十足的把握。

　　汶川大地震大规模应急救援告一段落后，从2008年6月开始，钱钢从一个传媒学者的角度来研究“地震预警”，他认为，这还是对危机管理的研究。他搜集整理资料，写成了《地震预警问题的背后》，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08年8月号。

　　钱钢希望将现有的资讯和未解的疑惑，一并交予同样关切此问题的人们，一起来展开严谨的探究和更为深入的反思。

　　几乎是同时，中国地震局官方网站公布了一则消息：“经过深入细致的准备，2008年8月11日，中国地震局召开全系统视频会议，全面部署四川‘512’汶川8.0级地震科学总结与反思工作。”

　　钱钢敏锐地注意到，这是一条重大新闻。“反思开始了。”

　　一介书生能做的是文字救灾

　　和唐山大地震相比，钱钢看到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那时要求大家不能用地震来干扰批邓，要继续抓阶级斗争为纲”。

　　钱钢统计了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后头10天《人民日报》关于地震的报道，用了“生命”这个词的报道总共是7篇，而在汶川地震的头10天，同样的时段，同样的报纸，《人民日报》提及“生命”的地震报道有149篇。

　　钱钢说，在那个年代你看不到人性，但现在是“以人为本”。

　　而触及汶川地震的总结与反思，钱钢认为，前提是“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社会”。

　　2008年11月29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公益讲坛——岭南大讲坛邀请钱钢，开讲他的研究《地震预警初探》。

　　钱钢在会上提出几项建议。一个是强化政府在预警中的关键位置。钱钢认为，“在现实条件制约下，政府肩负有限责任，但必当全力以赴。政府应向公众坦承风险决策的难度，并明确说明对预警的承担。巨灾应急体制须彻底改革，成立紧急事务部门，统筹所有巨灾和突发事件的处置”。

　　同时，钱钢提出给地震科研充分学术自由。“要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免于恐惧，放手工作，向责任部门大胆预报。地震预报队伍，既包括目前政府地震系统的地震工作者，也包括所有科研机构和民间潜心地震预报的人士。在科学尚在攻关的现实下，‘虚报’和‘漏报’均应免责”。钱钢希望，逐渐增加地震信息开放度。

　　钱钢说，政府要给科学界减压，社会要给政府和科学界减压。“地震预警通过政府、科学界、社会三重不同角色的互动实现。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应密切沟通。全体社会成员同舟共济，宽容、务实、沉着面对巨灾威胁；理解预警需要成本，共担必要代价。在地震预警的困局面前，将急切的诉求，转为理性期待和积极参与”。

　　钱钢还建议，预警过程要“复盘核查”。预警的决策结果必须允许失误，但预警的决策过程决不容存漏洞，而且事后应当公开，接受公众检验，不要让决策的巨大难度，成为玩忽职守者逃避责任的理由。呼吁尽早公开汶川地震的震前资料，启动地震预警研究，化惨痛教训为公共治理的宝贵知识资源。

　　中国地震界有个说法叫做“西七东六”，就是从东北的漠河到云南腾冲这条线之西，属于人口较少地区，东部是人口密集地区。就地震来说，西部发生的七级相当于东部发生的六级。同级的地震若发生在东部任何地方，后果都更不堪设想。

　　“我们当然不能忘了汶川，但是不能因为汶川而忘了别的地震。尤其不要忘记，在中国东部广泛区域，地震不来则已，一来就非常凶险。”钱钢的这一说法，绝非危言耸听。

　　钱钢自称是个书生。“所谓一介书生能做的，更多的是文字救灾。还是多看点书，多研究点问题。”

　　链接

　　泪眼之中，需要冷静的思考；废墟之上，需要重建的智慧。奉命于危难之间，“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成立。专家学者们奔赴前线，开展调查研究，利用智力资源和信息网络方面的优势，为国家整体的抗震救灾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