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灾难，推动社会向前

　　□王聃

　　2009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一周年——这不是一句寻常的叙述，在日期的背后，隐喻着必须直面的失去与惨烈：一年前的此日，从汶川到北川，再到青川，难以计量的家庭经历着生离死别，这片颤抖的大地撕痛了中国，也震撼着世界。

　　当一周年到来，我们所面对的，显然已不再是对悲情汶川的周年回望，更是一次对不能忘却的灾难的国家记忆。而倘若说这种温情脉脉国家记忆的终极所向，是对生命的珍重，那么不得不承认，历史以周年祭吊的形式，说出的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善意诘问：一年以后，灾难的痛感是否还在我们脑海中典藏？以地震为契机而萌发的公民和制度善意，是否已继承、固化为指向现实的常态？

　　历史无法保留现场，而那些灾难中体恤苦难的个体情怀，我们是否还拥有？地震放大了生命脆弱，也见证人性的美好与向善。雪花般飞向灾区的捐款；深夜依旧排成长队的献血人群；感同身受下的泪水与悲悯……它们注定已成为融入历史叙事中挥之不去的记忆。而当灾难远去，寻常生活得以重新回归，因灾难而激发的泪水与怜悯，还拥有体恤个体苦难的恒久生命力吗？

　　人性之外还有公民精神。如同放大的人性，公民精神的收获也是汶川地震毋庸置疑的遗产。最为突出的是来自天南海北的热情志愿者。他们用微笑与付出，对公民精神进行着最好的诠释。每一次灾难都是对公共精神的检验，对抗震救灾的广泛介入，让国民的“公民”身份鲜活而生动。公民精神需要致敬与鼓舞，而更需要反思的，却是适合公民社会成长的“生态环境”在这一年里得到提升了吗？

　　上升到政府治理的层面。尽管汶川地震突如其来，但灾区内外政府对此表现出的良性行政品质，却无疑值得肯定。无论是灾区政府部门的临危不乱、应对有序；还是全国各地政府部门的全力支持，高效率与高透明都成为评价其作为的关键词，也成为公众对政府以上良性行政的常态期待。而反观一年来，不论公众对这种由特例到常态转变的政府品质提升认可程度如何，让权力变得亲近，行政渐趋高效，都是值得期待的。

　　阵痛过后的汶川，早已走上了重生。灾难只具有偶然性，而“好好地过”却是寻常生活的最高追求。正因为如此，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时间刻度所彰示的，就绝不只是一次宏大的国家记忆，更应该是一次为了“活得更好”的抗灾精神与制度沉淀：人性、公民精神与行政品质，以及将其转化为常态的必要提醒。因为“铭记”，所以对灾难从来不曾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