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公平问题，自教育体制改革二十多年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社会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这个现代社会特有的教育理念，逐渐被中国亿万民众接受。

　　三年前提出“底线公平”这一概念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认为，底线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点，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义务教育是其三大制度性内容。在这条由政府负责建立、全社会共同认可的底线面前，所有公民的权利是一致的。

　　可中国教育面对的现实是：学生从很小的时候就好像被等级化了，由此造成社会群体差距的加大。比如，孩子选择幼儿园、小学、初中的费用普遍高于选择大学的费用，且日渐水涨船高。底线公平就这样在众多家长无休止的埋怨、愤怒和无奈中失守。

　　有一种思维流行了许久，认为一个国家缺钱的时候不宜谈教育公平，中国经济的许多指标还很落后，所以教育公平还是一件奢侈品。对此，教育专家杨东平针锋相对地提出：发达国家实现教育公平的经历并非如此，比如日本、美国在经济发展之前，都是通过建立公共教育制度，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平，从而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基础。

　　其实，民众感受教育不公平的起因，往往不是来自政府投入数量、规模、速度等“教育GDP”的起落，而是来自教育投入的分配过程。“管理一个政府和管理一个家庭的道理一样，钱永远是不够的，关键在于钱怎么花。”在近期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倾听到这样的声音。(文/周大平)

　　《瞭望》文章：让优质教育资源造福更多的孩子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许多，学龄人口减少了许多，供求关系宽松了许多，为什么择校却愈演愈烈呢？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

　　“父母有钱有关系，就可以上重点小学和中学。”“许多穷人家孩子永远与优质教育资源无缘。”这是今春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对于城乡义务教育阶段背离教育公平的择校竞争的又一轮抨击。

　　多年来，有关部门一直把“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作为择校热难以根本改变的关键原因。然而这个说法无法解开如下疑团：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许多，学龄人口减少了许多，供求关系宽松了许多，为什么择校却愈演愈烈呢？

　　与此同时，学术界认为制度性原因导致了绵延不绝的择校热的观点，也在几大著名网站和街谈巷议中传播开来，并得到响应。这个制度性原因包括：重点学校制度、择校收费制度、改制学校制度、“小升初”录取及中考制度等。制度性原因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予以改变，前提是要搞清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状况。

　　“等级化的学校制度”

　　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长期实行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集中了优质资源的城市(含县城)重点学校以具有极强的升学能力，吸纳了极多的社会优势阶层子女。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后，“重点学校制度”名义上被取消，各地却仍在实行一种“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美其名曰“示范学校”、“星级学校”、“名牌学校”等。

　　据200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李培林等主编)一书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大特点，是传统的主要按照政治地位分层的身份制度逐步被打破，经济地位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

　　基于这两点，21世纪教育科学发展研究院“全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在2008年进行了高中生家庭背景调查，抽取了江苏、湖北、河北、浙江、广东、上海等6省市的8所重点高中的情况，其中县城高中2所，中等城市高中2所，新兴城市高中1所，大城市高中3所，被调查者为高一或高二学生。

　　课题组认为，真正说明中学教育机会公平状况的，是将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重点中学的比例与该阶层在社会总体中的比例加以比较，两者差距越大，说明越不公平。调查结果表明，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自社会优势阶层的人数明显高于其阶层所占的社会比例，这个优势阶层的5个类别依次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前3类为社会变革中受益最大的新兴经济阶层，说明他们已然把经济资本扩展到了文化资本；后2类为传统优势阶层，他们的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仍保有传统的优势。

　　与下层较大、上层较小的正“三角形”的社会结构相反，重点高中学生的家庭背景结构呈现倒“三角形”，即上中层比例最大、下层比例很小，显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存在极大差异，如前述占据社会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或文化资源的社会阶层处于相对优势，而不拥有这些资源的社会阶层则缺乏公平获得享受优势教育资源的机会，处于相对劣势。如今，已跌至最下层的产业工人的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37.3%降至3.3%，而农民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依旧低开低走，从1978年的5.1%降至1.1%。

　　基础教育中优质资源如此“嫌贫爱富”，不仅体现在三年高中阶段，实际上在九年义务教育的第一年就已经开始。可以想像这12年教育导致的总体水平差距使得非优质资源下的工农子女在高考中能有怎样的竞争力。

　　农村学生的现实

　　“许多举措对农村学生很不利”——这个观点是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多年研究的结果。以1999年开始的英语高考增加口语考查为例，由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平衡，广东农村不要说口语好的英语老师，就连口语不怎么好的英语老师也不容易找，各地讲的都是客家英语、潮汕英语。考农村学生的孩子英语口语，其实就是考当地的师资水平，而现实却是好的师资一冒尖儿就会流向珠三角。从近几年广东的高考成绩看，曾经很优秀的粤北山区如梅县已大不如前，主要原因就是师资流失。

　　标准化考试的高考改革，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在一些省份实施的，其中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因素有不少。比如课程改革，很多农村学校连必要的实验设备、电教设备都没有，课改怎样开展？再如考查综合素质，很多农村学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阅读材料和外界信息少之又少，又如何适应越来越讲究考查综合素质的高考？还有实行3+X考试，农村学校教那“X”科目的老师数量普遍不足，根本无法指导那些选择了“X”科的学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认为，多年来，教育领域一直在朝着不利于农村学生的方向变化。仍以英语为例，城市学生学英语多始于小学，有的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而在农村，《2008年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显示，每5所小学不足一名外语教师的县，全国还有500多个。至于高考设置的其他不公平，如特长加分、各种比赛加分等更属于城市学生的专利。

　　2001年开始的全国性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同样存在着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因素。比如各地积极扩建的重点中学，硬件设施越来越好，教师力量越来越强。然而这样的提升并没有实现优质资源最大化，而是加大了校际间差距，形成了县城重点中学爆棚，乡镇非重点中学招不足学生的局面。而就重点中学而言，县城与城市的巨大差距也没有改变。张敏强说：“在广州，任意找出一所省重点中学和一所县城中学的投入的生均数字加以比对，都会发现前者通常是后者的几十乃至上百倍。”

　　这种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一大恶果，就是大量未成年的农村初中生流入社会。根据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这一年全国城乡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有4030.95万人，高中毛入学率为52.7%，这意味着没有升入高中直接流入社会的初中生达到3500多万，其中基本上都是农村初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