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胡展奋

　　不出所料，“杭阔”胡斌飙车案一审的结果居然没有一方表示满意。

　　交通肇事罪，据说“顶格”判，也就是三年了，你不能让法官也“违法”吧！

　　而以“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则需要一系列证据的支撑，原告提不出有效的证据，法院怎么“加重罪名”？

　　于是，公众的视线只能再回到“顶格”、回到法官判决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说“依法顶格从重”，依的是什么法？一推敲，穿头破脚了：居然是2000年前的解释、也就是十年前的“司法解 释”！

　　十年前，中国进入汽车社会了吗？没有。十年前我们连排挡都没摸过；如今的中国，进入汽车社会了吗？新华社消息 ：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车市场”！不仅如此，最新数据表明，2009年上半年，全国交通事故已达10万起以上 。

　　已经是典型的“汽车社会”了，却还在用“汽车社会”以前的“准绳”来裁决“汽车社会”的案例，好比密电码，以 电报时代的密码，来解读数字时代的密码，怎么不荒谬百出而处处乖悖龃龉呢？！

　　原来是把“老秤”！当下的计量要求早已精确到分克、厘克、毫克，你却还是“十六两制”，而且还高悬在“公平处 ”，你要公众哪里讨公平去！

　　比如“肇事后逃逸”，之所以不按“危害公共安全”治罪，据说和胡斌肇事后没有“逃逸”有关，属于“主观表现良 好”。

　　殊不知，制定这条法律的时候，中国的道路哪有那么多探头、那么多车，故而“逃逸”的甚多，对逃逸者也必须严惩 。

　　10年过去，如今已是“泛探头”时代，各种用途的摄像头频繁深入生活，甚至伸进我们的五脏六腑和鸟巢狗窝，已 是“汽车＋探头”的社会，交通肇事后想一逃了之，基本就是白痴，胡斌自然知道这点，对他的“原地待勘”，可以肯定，但 以“汽车社会的泛探头”角度看，“待勘”几乎是“拎得清”的义务，若对此“特别嘉许”而在量刑时作为减轻罪名的要素， 岂不又是“前汽车社会”的“老秤”标准？

　　再如“飙车”。对飙车和醉酒驾车的认定与处罚，舆论普遍认为过于宽松，专家认为，频繁的“飙车”现象也是一种 随着“汽车社会”出现的新型的犯罪行为，可当地警方却说，飙车不是一个规范用语，不能用来厘定交通肇事，依据是什么呢 ，还是“老秤”——现有的“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法”仅对行为结果进行法律惩罚，只要不死人，飙车的一律照“物移过快 ”(超速)，罚点小钱了事，是以“飙车”再怎么愈演愈烈，再怎么“危害极大”，但因为这个词还没收进“法”，根本就可 不予理会，也就不必考虑“过程性控制”。

　　但凡良法，都是用来震慑效尤，预防犯罪的，现在的“法”，竟然可以罔顾我国已经进入汽车社会的现实而事实上默 许甚至怂恿一种新的不公平和“跋扈”、事后只消付出“交通肇事”的低成本，我们不禁要问：如此公器，公道何在！公平何 在！公理何在！一条命，“顶格”也就是三年徒刑的折兑，有什么震慑力？有什么预防犯罪的力量？

　　谁说从今以后，最经济最爽利的仇杀就不是“交通肇事”呢？！

　　法不制恶，难道要等所有的人都像兰州老汉那样四处找砖，逢车就砸才酝酿新法么。

　　孔子热了，有人喜欢拿孔子的“仁”来说事，却忘了孔子对“化之弗变，导之弗从”的恶棍一贯主张严刑，因为事实 上对他们“仁”，就是对大众的“不仁”，史载郑国的子产临终告诫继任者大叔：火势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意思是，宽政反而害了百姓。对此，孔子大为赞叹：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新加坡盛行儒家文化，也盛行鞭刑，飙车者，屡犯不改可处五鞭，效果奇佳。我们和他们国情迥异，自然无法效仿， 但当那些闯红灯的、飙车的像当年美军吉普一样张狂；当相关法律沦为一杆“老秤”而日甚一日的“车疯狂”又逼得屁们站无 可站，躲无可躲的时候，我等草民，不禁要大喝一声：老秤，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否则，任你老秤下去，我们也知道砖头在哪 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