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良羽董良翚忆父亲

　　(本刊记者)阎军 李群/文

　　当60岁的人民共和国健步走来的时候，倾听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不息足音，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位慈祥、睿智的老人的身影——董必武。

　　实现人民民主和法制，是自鸦片战争之后几代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也是董必武投身革命以后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老为人民深深敬仰；为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先行拓荒，董老为人民深深缅怀。

　　正如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董老秘书任建新同志指出的：“董老无可争议地堪称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先行者、开拓者和奠基人。”

　　国庆六十周年前夕，本刊记者分别访问了董老的儿子董良羽和女儿董良翚。

　　“要建立方便人民的人民法律制度”

　　董必武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鞠躬尽瘁，为建立新中国人民的法律制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并一度代理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工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董老利用国民参政会和其他场所，领导和推动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组织宪政促进会，进行大规模的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宪政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通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经选举担任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董必武在就职仪式上朗声宣布：“华北人民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要创立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要按照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办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担任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他一手抓民主建政，重点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手抓法制的初创，“建立为人民服务、方便人民的法律制度”。董必武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59年后长期担任国家副主席、代主席，为国务活动终日操劳至最后一刻。

　　13个月颁布200多项法令法规

　　董老的女儿董良翚清晰地记得两个数字——13个月和200多件。那是董老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时，用短短13 个月时间制定颁布了200多项法令、法规、训令、通则等。华北人民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做了诸多开创性的尝试，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特别是法制上的准备。

　　1948年9月20日，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由此，他摸索积累政权建设的经验，以便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政权做准备，这是中共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首要任务。

　　1948年10月6日，在有各地方代表参加的人民政权研究会上，董老指出：“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建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我们把旧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因此新的建立后，就要求按照新法律规章制度办事。这样新的法令、规章、制度，就要大家根据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来拟定。”

　　在那个时期，董老就十分重视法律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法学家张友渔曾回忆说，早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老就着手收集有关法律资料和档案，一方面为华北人民政府制定法规作参考，同时为准备新中国立法之用。在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后，便把这部分资料移到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

　　后来，董老预见到政法委员会的机构可能发生变化，为避免这部分图书资料流失，他特意嘱咐有关人员，不管以后机构如何变化，这部分图书资料都要集中保管。

　　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近20万册中国古代和近代有关法律的图书资料，大部分都是在董老主持下收集的。他还拟议编纂中国法学丛书，以便为法学研究提供系统的法学历史资料。

　　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作法制准备

　　为了巩固建设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董必武日夜筹划建设人民民主法制工作。

　　1948年10月23日，董必武和薄一波等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关于统一各司法机构名称及审级的通令》。规定各行署原有司法机关一律改为“某某(地区名)人民法院”，由华北人民政府统一颁发印信。

　　《通令》明确：“县司法机关为第一审机关，行署区人民法院为第二审机关。”一般案件即以二审为止。如有不服要求第三审时，由华北人民法院指定人员组成特别法庭，或发还华北人民法院复审为终审审理之。

　　按照《通令》的要求，从华北人民法院到各县人民法院，先后建立了300多个司法机关。

　　为了指导司法干部准确掌握量刑幅度，尤其是死刑的判定与复核，董老和其他几位副主席联名颁布了《关于复核死刑案件的通令》，要求处理死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必须遵照毛主席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即：一、禁止肉刑；二、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三、不指名问供。

　　司法制度的建立，量刑原则、上诉原则、减刑假释、重证据不重口供、严禁刑讯、不放纵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等司法原则和制度的贯彻执行，进一步提高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董良羽对父亲的思想有较深的研究。董良羽认为，董必武始终“用革命精神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法令、条例、决议，来搜集与研究人民自己的统治经验，制作出新的较完备的法律来”。他在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期间，为新中国民主法制进行的开拓性工作是不可复制的。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及政务院各部门领导人任命后，能够在短短的10天后开始正式办公，就是由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大都有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门作基础。

　　正如聂荣臻所记叙的：“刚进城时候的政府实际上就是1948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任主席。进北京以后，他那个机构就代管全国行政事务方面的事情了，直到1949年10月1日，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在它那个基础上组织了各个部。”

　　“父亲和周总理在一个办公室办公”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良翚回忆说：“那时，父亲和周总理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周总理在办公室的一头，父亲在另一头。”

　　1949年10月21日上午，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董老讲话说，政治法律委员会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务是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并受毛泽东主席委托，联系和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联系和指导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21日晚上，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指定董必武为政务院及所属机关办公制度、办事程序小组召集人。

　　在董必武主持下，先后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惩戒违法失职人员暂行条例》、《中央人民政府任免国家机关人员暂行条例》及国家机关的办公制度、程序等。这些法规经多次修改后，在1949年底分别通过，使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规可循。《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也在12月20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这是新中国颁布的政法方面的第一批组织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