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华

　　10月31日，有“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之称的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今天上午，向公众开放的钱老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

　　国人深切缅怀这位科学巨星，不仅在于他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也在于他对国家前途的强烈关注。正如在钱老逝世次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的题为《记取钱学森对这个国家的发问》社论中所言，在高深的科技领域之外，晚年的钱学森为公众所铭记，还源于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秉直建言。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总理温家宝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如今，科学大师离去，他的发问却少有人能直面回答。

　　其实，对于“出大师”的中国难题，很多人都已意识到，也在不断追问，只是以钱老的身份实话实说更有分量。每逢颁布诺贝尔奖时，就是人们对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集中拷问期。钱老的离去，也引发了人们对何时才能产生新一代“钱学森”的忧虑。

　　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大师是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杰出人才，包括世界级的科学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等等，至于国内并不少见的“大师”封号，那只是自我娱乐而已。

　　对于出大师，国家其实也很着急，也在想办法。1995年底，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等七个部门联合组织实施百千万人才工程，其中的“百”是指：到2000年，造就上百名45岁左右，能进入世界科技前沿，在世界科技界享有盛誉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这显然是要培养科技领域的大师。进入21世纪，该“工程”中的“百”的目标则是，到2010年，培养造就数百名具有世界科技前沿水平的杰出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理论家。

　　转眼间就是2010年，可以检验“百”级人才工程的效果了，恕我孤陋寡闻，我是说不出在“世界科技界享有盛誉”的中国人的。我想，依照钱老的眼光，这项人才工程的效果是不好的，不然何必反复向温家宝总理直言“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也不必事后就此问题向教育界人士求教。

　　大师级的人才总是稀少的，往往可遇不可求，大师的出现并不是可计划的。心里想到多少年出多少个大师，实在要靠老天保佑。培养造就大师我们也钟情于计划模式，想来与我国过去搞高度中央计划有关，奇怪的是，我们已经认识经济靠计划发展不上去因而改革了，但更强调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科技事业为何还相信计划的神话。

　　大师最可贵的精神是不相信任何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当国家把有潜力成为大师的人才(这种判断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实际上是在“钦定”权威，有可能压制挑战者，而潜在的大师也可能因为护佑或者束缚而失去进一步突破的动力。放眼世界，有哪一个大师是由国家专门造就的？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环境，大师自然会破土而出。

　　“出大师”的中国难题是要解决的，但不是用专门的“出大师”国家工程来应对。一个国家要出大师，其实并不需要有意识地去造就大师，只需要提供自由、宽松、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学术环境以及同样的社会大环境，一旦具备了好的环境，出大师就不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