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云也退

　　十年为一代，十代一个世纪。现在的“九零后”经常被认真地调侃为“脑残一代”，仿佛包围这代人的光怪瑰奇的事 情太多，挤压了他们头脑发育的空间，其实只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事件”。

　　实际上，我读到《七十年代》里的一些作者嘲讽红卫兵，另一些又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当过红卫兵时，也会发懵。这 群知识分子应该代表了四零后五零后那两代人中的精英了——至少是文化和记忆的精英，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免无法顾及后辈 的知识疲弱，将《人民日报》社论语、广播标语、语录文、食指(他们大多都稔熟地呼出其原名“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里的词句灵巧地挂在嘴上，那句有名的拉丁短语“quarummagnaparsfui”(我曾亲历那件大事)是所有这 些文章共彰的中心；而几乎所有人又都像恺撒那样潇洒地补上了“我看到，我走了”的意思，以示灾厄也好，苦涩也罢，谁都 可以在我翩然远走的背影之后分享与感怀，哪怕在他们的七十年代，你还只是一摊无知无觉的液体。

　　和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一样，北岛依然是他一派文化先觉者的淡然，仿佛时过境迁，记忆里的一个个“血红的黎 明”也都已经陌生化，历历在目的是报告文学里常见的日期先行，和点到为止的发问与总结。《今天》是他的纪念碑，197 8年底的一天，“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文化机构和公共空间，还有高 等院校”。议事完毕，骑车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我可以理解他那种对壮烈的渴望性的预感，一点也 不矫情，因为正如蔡翔的文章所示，经历了1966年来那么些“反”、“斗”、“批”、“放”后，谁也不敢确信天是不是 真正变了，镣锁还会不会忽然降下。除此之外，北岛的七十年代叙事便基本都是私人化的了，不做全盘的评价，不让情绪(如 果还有的话)像过去写诗时那样任意溢出控制。联想起近年来他对《回答》一类作品的否弃，不能不说，在成名那么多年后， 当年偶像级的文化战士在考虑策略性的和解。

　　但是北岛这些人并不见得接受另一种和解——同极左政治和解。有些人，如姿态最激进的陈丹青，如冷嘲欲最强烈的 范迁，恐怕永远不能和解。陈丹青认为，“文革”让人跌破伦理底线，播种蛮横的国家主义逻辑，直接流毒于今，范迁则引自 己上榜“黑画展”的经验说：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对这些人而言，宽恕“文革”就意味 着犬儒，就是对他们坎坷求生以及其后选择的彻底否定。

　　过去我觉得，八十年代的幻觉破灭，是因为热情高涨的人们没有吸取七十年代的教训，比如说，没有牢记“组织是靠 不住的”，现在看来，那些完整咀嚼过七十年代况味的文化精英，若干年后便不应有恨。造化摆弄之残忍，后果之预期的可怖 ，消散在张郎郎蹲过的半步桥死牢里，在邓刚舍命扑腾过的大连港湾里，在朱正琳看见墙上一串锈铁镣铐时的突发奇想里：“ 我想到了猴子捞月”。他们记下这些事情，也可帮着除灭我们多余的想象。怒过了，就不再恨。

　　我乐意宽泛地称这些人为“怒一代”，他们与共和国年龄相仿，人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最重，一次次政治运动 撵着他们的脚跟往前走。人说“富不过三代”，那么怒能过三代否？还是传着传着变成了恶名昭著的祥林嫂主义？传承记忆比 传承祖产更难，财富被消费掉还有的可挣，记忆遭到浪掷以后恐怕找回来都难，我们所谓的“脑残”一族，与其说是被消费主 义的现实惑乱了心灵眼目，不如说是因为欠缺对自己民族的过去的感知、丢弃集体记忆中的继承份额而活得虚无。

　　文集里“攒底”的一篇，不遑多让地交给了韩少功去完成。他回顾当时地下读书的事迹，津津乐道，但不管怎样自得 于那份求知狂热，他都依然故我地关切着又背对着当下。“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 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 关。”他申斥现实，鞭挞汲汲营营的功利人群，这是他不和解的方式：一个“文革” “哺育”的逆子，鞭挞承平盛世正奶着 的顺民，或者说，“脑残”。

　　于是我跟人说，我还算走运，对上世纪最后一个重要的年份还有那么点微弱的记忆。阿里阿德涅的礼物不能指示忒修 斯通往米诺陀的道路，但可以助他回来时不会迷路：就冲着这一点，我接过她递来的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