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潘多拉

　　四川乐山嘉农镇加华村农民王洪全，原是乐山市机砖厂工人，1993年与女儿调换身份，女儿进厂，他的户口迁回 加华村。2004年，村里土地被征用，多数村民质疑王洪全的农民身份，在市里和镇上有关部门的组织下，村民投票剥夺了 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他不能享受拆迁补偿，也不能继续承包土地。王洪全与村委会对簿公堂，至今仍然没有结果。

　　这是一场“民主程序中的多数人暴力”，还是乡村治理中的合情之举？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其一，王洪全 到底有没有合法的农民身份？当年他作为“轮换工”将户口迁回农村，既符合国家退养换工的政策，户口迁移也得到了公安机 关的认可，而且他在2004年前一直享有土地承包权，足以证明他的农民身份是合法的。村民质疑王洪全的农民身份，主要 的理由是他每月能领取养老金，“哪有拿退休金(养老金)的农民？”但是，养老金是对王洪全此前作为工人的一种补偿，或 者是一种保障的延续，与他现在的农民身份并不矛盾，就像一个农民在承包土地的同时外出打工，获得了一份“额外”的打工 收入一样，村民们以此剥夺王洪全的农民身份和土地承包权，其理由不能成立。

　　其二，由村民投票来决定王洪全的农民身份和土地承包权的去留，这种民主方式用在这里是否适当？王洪全的遭遇， 不禁让人联想到2007年北京酒仙桥的“票决拆迁”故事：北京最大的危改项目酒仙桥危改工程涉及数千户居民的实际利益 ，工作难度大，有关方面组织居民投票，“由全体居民以民主方式决定拆迁进程”。由于受到舆论的广泛批评，此事后来不了 了之。如果说“票决拆迁”是通过“民主”手段处理与居民财产权利有关的重大事项，那么，加华村村民则是通过“民主”手 段直接剥夺了王洪全的财产权利，与前者相比虽然影响较小，性质却似乎更严重。这两起事件中，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投票 的居民、村民，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民主并不具有决定公民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的权力，只有法律才有这种权力，用投 票来决定拆迁进程和王洪全的农民身份的去留，民主被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属于民主的误用。

　　为什么公民的权利不能由“民主票决”？因为民主和权利属于两个范畴——民主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在一定意义 上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权利则是一个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法律概念，它只受法律保护，而与“多数”或“少数”无关，如果 涉及基本权利，哪怕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权利，也不能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蔡定剑先生曾举例说，不能因为很多人不 喜欢犯人，就可以把犯人拉出来游街示众；不能因为很多人痛恨小偷，就可以砍掉小偷的双手；一个村不能召开村民大会投票 瓜分大户富人的财产；一个城市的政府也不能因为市民不喜欢乞丐就把乞丐关起来。“在不适合用民主的时候用民主，就会形 成多数人的暴政。法制和人权这时是对抗民主和限制民主的，使之不被滥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主一再被误用、滥用，但有关组织者和权力部门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们认为“票决拆迁 ”、“票决农民身份”就是民主——即便这种方式在民主发达的国家未有先例，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少有先例，他们也会认为 ，这是他们独立探索和创制的、有着鲜明特色的一种民主方式。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世界上没有整齐划一的民主模式，任何国 家和地区都只能立足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富有自身特色的民主方式和民主建设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有关组织者 和权力部门将“票决拆迁”、“票决农民身份”定性为一种特殊的民主方式，不能说没有他们的道理。

　　要全面分析这个“特殊的民主方式”，应认真研究民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实践，当然会 具有一些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同时受到诸多条件限制的特殊性，但是，无论这种特殊性多么特殊，也不能脱离民主具有的普遍 性规范。

　　更需要警惕的是，“民主特殊性”不但可能被用作“独创民主”的借口，还可能被用作抵制、抗拒民主普遍性的理由 。在一味强调“民主特殊性”的语境下，“票决拆迁”、“票决农民身份”之类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甚或一些实质上反民主 的行为，都可以披上民主的外衣；而民主内在地需要具备的一些普遍性要素，如人民主权(政府治理获得人民授权)、不断扩 大的政治选举、多元化表达、尊重少数人权利、司法独立等等，却可能因为不“特殊”反而受到漠视以至否定。如果这两种倾 向结合起来，将形成“勿需民主的地方误用民主，需要民主的地方没有民主”的“两不靠困境”。这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 非常有害的。(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