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时，认为“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控方处于优势地位，控辩双方无平等可言”的律师即不在少数，而到了2 009年，这个比例竟上升了20%~25%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北京报道

　　2009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场“如何正确看待刑辩律师作用”的研讨会，参会者包括多名北京 高校的法学教授以及北京十余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这场面对高校学生开放的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年轻律师。谈及刑事辩护现状，在场的律师个个愁容满脸，最终几乎成 了刑辩律师“诉苦大会”。

　　刑辩律师的道德困境

　　北京律师王兆峰深切体会到这个群体而今所处的弱势地位：不只是辩护难，更在于社会、舆论的不理解。“刑辩律师 的确为贪官、为黑社会辩护，但是，不管是贪官，还是黑社会老大，都是被追究的对象，为什么给他们做辩护，不单不能赢得 同情，还会招致一片谴责？”

　　王兆峰的疑惑，北京律师张凯感同身受。他曾接到网友的谩骂留言与来电：“你们是不是谁有钱，就给谁当走狗？”

　　不少网友的评论，更是令这些刑辩律师触目惊心：你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你们是百姓的死敌！这样的律师应杀！ 好好查查这些黑律师！

　　尽管刑辩律师们“很生气”，但仍然显得底气不足。因为在现实中，律师收取巨额律师费“捞人”的事的确存在。这 与社会心态以及司法制度都不无相关。

　　在中国一些百姓的观念中，律师的成败，基本上被简化为“出没出来”。“我给你钱，你把我家兄弟给弄出来，老百 姓要的是这个结果。”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主任钱烈阳说。

　　“当事人说，我给你100万、500万，十天之后我兄弟必须要放出来，你敢不敢接？”钱烈阳说，“还真有律师 敢接，因为诱惑太大了，他真的会从当事人的律师费里拿出50万去行贿，十天后，这个兄弟还真的就能给放了出来。”

　　律师“捞人”已经不是个案。钱烈阳说，在看守所门口，挂牌子表示能保证无罪、保证取保候审的现象不少，“有些 真能做成，当一把掮客，收一笔钱，在办案人之间搞一些腐败。”

　　而这又造成了百姓对刑辩律师的不认同乃至诋毁，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事人的“捞人”诉求使一些律师铤 而走险，律师的“捞人”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自身的污点，甚至是“原罪”。

　　这种恶性循环是如何造成的？王兆峰认为，律师“捞人”，有律师执业操守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不能会见被告 人，无法知晓他的当事人关押在哪里??

　　“是什么把律师逼到非走旁门左道不可，才能与被告人见上一面？按照法律规定，把手续办好，正常情况48小时能 会见，特殊案件5天内完成会见，但现实中超过48小时、超过5天的情形司空见惯，这些明明白白写在刑诉法中，写在律师 法中的规定，是谁在践踏？”他说。

　　目前，刑事诉讼中胜诉(按无罪处理)比例仅有5%，在李奋飞看来，败诉比例高达95%，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律师 。

　　“辩护意见采纳难”是李奋飞总结的败诉主要原因：裁判者事先阅过卷，形成了预断，很难再耐心倾听律师的辩护意 见；因为有审委会的存在，有时候，律师能影响到的法庭审理，甚至不是裁判结果产生的唯一场所??

　　取证也是一大难题。本刊记者采访到的北京刑辩律师，普遍对取证怀有畏惧情结。许多经验老到的律师干脆教育年轻 律师不要取证，“小心自己前脚出法院大门后脚跟着就进了看守所的门。”

　　外国人的两份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麦宜生参加中国的法学会议，演讲主题竟然是中国律师制度。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这番演讲显然准备充足。此前十年，他自发联系了1.7万余名司法实务界人士(包括法官、 检察官、多位执业律师)，获得了大量一手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2000年、2009年两份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报 告。

　　这十年里，以保障律师权益为目的的新律师法于2008年6月实施。两份报告，一定程度上正反映出新律师法实施 前后，中国律师执业状况的变化。

　　不久前，2009年版调查报告《中国律师面临的挑战：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最终完成。调查的结果显示：十年来 ，中国律师执业困境并未减弱。相反，却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在刑事辩护难、行政干预等方面，甚至还有所加剧。

　　40岁出头的麦宜生是加拿大人。做2000年版调查时，他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他选取中国律师执业状况 调查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起因是认为老百姓在面对纠纷时，律师是能帮助弱者的一方。

　　不过，他很快发现，要在中国做一项关于律师群体现状的调查并不容易。特别是，他还是一名外国人。

　　至今，麦宜生的邮箱里依旧经常会收到律师怒气冲冲的回复，你是个老外，凭什么来调查中国律师的事，“你的居心 和目的何在？”

　　每一次，他都要耐心解释，“只是希望用专业知识为中国律师业的发展提供一份专业的调查报告。”

　　这些解释没起多大作用。最终为麦宜生的调查打开局面的是来自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清华大 学法学院的三枚公章。

　　2000年时，通过社科院法学所一名研究员引见，麦宜生找到了时任《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辑刘桂明。后者答应 为他的“中国律师业状况”课题调研提供帮助。之后，麦宜生又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二者也 都同意提供帮助。就这样，三枚公章敲在了调研介绍信的落款处。

　　麦宜生再去各地找律师接受调查容易了许多。这一年，他对中国24个中小型城市的980名律师进行了问卷调查。 最终，名为《从国家脱钩：转型中的中国律师业》的调查报告出炉。

　　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是：来自于政府机关的干预和阻碍，致使中国律师执业处境艰难。2000年时，律师执业异常 困难，在司法界已成共识。麦宜生的调查并未得出新的观点，但是，因为数据翔实，受到好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着如何保障律师权益，学术界、司法界进行过多次探讨。到2004年时，司法部也终于 启动了律师法修改程序。

　　4年后，新律师法实施。相较之前的律师法，这部新法在保障律师正常的调查取证工作上做出了突破：会见嫌疑人无 需批准、不被监听，会见时间也提前为申请当天，而阅卷复制权提前到检察阶段，至于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 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与法院关系好更易胜诉

　　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宜生的2000年版调查报告开始遭到质疑。在许多学界研讨会上，他的报告被评价为过时了， “怎么能拿2000年时的数据来说现在的事。”

　　显然，更多人认为，随着保障律师权益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律师执业环境在好转。

　　但实际上，即便在新律师法实施一年以后，律师执业艰难的状况也常见诸媒体。只是，对比十年前，中国律师执业是 更为艰难，还是相对缓和，因为缺乏数据支持而无法认定。

　　“既然争议这么大，为什么不再去做一次问卷调研？”麦宜生在2009年7月发起了第二轮调查。

　　这一次，通过对全国244个城市的2335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所得结论令麦宜生诧异：在过去的十年时间 里，立法与司法改革的进程并没有明显降低律师的执业困难程度。

　　在刑事辩护领域，多数律师依旧认为律师介入案件的程序权利得不到保障。2000年时，认为“在刑事公诉案件中 ，控方处于优势地位，控辩双方无平等可言”的律师即不在少数，而到了2009年，这个比例竟上升了20%~25%。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持授权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三证”即可会见被告人。不过， 在许多地方，律师持“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仍然频繁遭拒。

　　麦宜生的调查表明，2009年时，77.2%的律师表示，他们在执业过程中遭受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 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协的干扰。

　　绝大多数律师认为，在刑事公诉、行政诉讼案件中，检方以及政府一方处于优势地位，作为相对一方的代理律师与之 几无平等可言。一位贵州律师通过调查问卷反映，如今公检法机关对律师依旧抱着歧视态度，存在偏见。

　　麦宜生告诉本刊记者，如此境遇之下，律师要打赢官司，除了对法条的熟识，一定程度更重要的是律师个人与行政机 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和法院关系好的律师打官司更容易胜诉，从公安、检察系统转行成为律师的做刑事辩护有优 势，和建设部门关系好的律师容易拿到大的房地产项目，和证监会、国资委关系好的律师事务所有更多的机会做大国企的上市 和改制。”麦宜生说。

　　维权律师应受社会更多尊重

　　大型项目无法拿到，执业领域很难拓展，而其自身坚守的领域能否胜诉又过多地依赖“关系”，致使中国年轻律师的 路越走越窄。

　　根据2009年的调查数据，美国律师总收入中，有约50%由20%最富有律师占据。在美国为50%的这一数据 ，根据麦宜生的调查，在中国高达65%，而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2007年时调查的结果，甚至高达7 1%。

　　同样，在美国，20%的最穷律师收入总和能占到美国律师总收入的6%到8%。而在中国，只能占到3%。

　　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另一面，是中国律师的淘汰率居高不下。麦宜生告诉本刊记者，十年时间里，北京律师淘汰了至 少三分之一，淘汰率是美国的两倍。而这部分被淘汰的律师里，绝大部分是青年律师。

　　不过，另一个趋势却同样显得奇异---尽管处境并不理想，加入律师行列的人却越来越多。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08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执业律师总数已达14万，律师事务所共计1.4万余家。

　　麦宜生认为，律师行业如此热闹，除了经济持续发展，还有中国律师的自身社会价值认同感很高。

　　支持他做此判断的是2009年一项调查数据：中国律师自身社会价值认同感是45%，而在美国，这个数据是30 %。

　　“这与两国律师从事的主要业务不同有关。”麦宜生说，“美国律师更多从事企业、公司业务，这些业务较少涉及不 公正、不平等对待。而中国律师更多涉及刑事辩护、行政诉讼、土地纠纷、拆迁等业务，官司打赢，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 救人一命。”

　　本刊记者了解到，刑事被告人对刑辩律师普遍怀有很高期待，一些刑事被告人在听闻法院判决自己无罪之后，甚至会 当庭跪谢刑辩律师。“这些维权律师应当受到社会的更多尊重。”麦宜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