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

　　近来有三个文本，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体现房奴心声的电视剧《蜗居》；反映“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的社会学 调查报告《蚁族》，大学毕业生成为继“农民工、下岗职工、农民”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因学校拒 绝母亲留居宿舍而走向绝路的故事。

　　向下的青春

　　无论是《蜗居》中海萍夫妇节衣缩食、兼职奋斗的典范(尽管最终过上“蜗居”的生活)，还是“蚁族”们在失业与 低级工作中艰难生存以及女研究生杨元元的自杀，都呈现了一种“下向的青春”。与“青春残酷物语”中青春期的失落、与社 会的格格不入相反，这些“高学历”、“低收入”的群体本应拥有理想的人生，但“梦想却无法照进现实”。这些略显悲惨的 故事与一个曾经耀眼并被给予厚望的群体有关，那就是长大于改革开放新时代的“80后”们(同时也是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 的一代)。与他们的父辈纠缠于历史、政治相比，他们应该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公”(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这 些作为改革开放同龄人的一代人，很早就被认为是小皇帝、娇生惯养、无法承担社会责任。

　　直到2008年一系列事件(海外护卫奥运火炬、四川地震志愿者、鸟巢一代)，使“80后”摆脱了玩世不恭的“ 恶名”。但是，在这三个文本中，“80后”却成了因房子而“牺牲的一代人”、成了聚集在都市边缘的“蚁族”、成了“贫 困”女研究生。还不仅仅如此，与大部分同龄人相比，这些遭遇困境或沦落为“弱势群体”的年青人都是在相对公平及严苛的 高考制度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幸存者。可就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机而中国戏剧性地崛起的时刻，这些“天之骄子”们却成 了失意者、失败者和自杀者。

　　海萍说服丈夫以及妹妹海藻留在大都市不要回到故乡小镇的理由是，这里不仅有都市的繁华，更有机遇和理想，获得 “奋斗”的人生，回去只能做一只“井底之蛙”。与《蜗居》中的海萍姐妹一样，这些关于成功的信念成为支撑蚁族们聚集在 城市里的根本动力。但是这些文本恰好呈现了一种淘金梦的破碎，当在学历、教育、公平竞争的背景中进入市场经济的“80 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他们依然宁愿聚集在肮脏远离市区的村落，也不愿回到没有希望的家乡(他们所学的专业也 在家乡无用武之地)。

　　这种窘境在新世纪之初被显影出来(他们是“三高”人群：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但当时尚且有“知本家”、 创业神话的故事可以安抚刚刚毕业的他们。如2006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依然可以讲述青年人白日梦般没有奋斗的奋斗 故事，2007年热播的《士兵突击》也在“不抛弃、不放弃”中完成如何做一只合格的“工蚁”的询唤，他们作为都市白领 ，应该是中产阶级的主体，可短短几年后，这些“准中产”迅速滑落为“蚁族”，即使如《蜗居》中作为外资白领的海萍，也 没能如“杜拉拉”般升职/升值，反而在兼职中变成房奴。既然没有“耽搁”自己的青春，为什么“梦想依然无法照进现实” 呢？

　　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

　　网友之所以认为《蜗居》呈现了房奴的真实心态，主要是因为海萍夫妇在买房过程中面对“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涨 价的速度”的困窘，而对一系列主流话语进行了“无情”的冷嘲热讽。如看房后深受打击的海萍说“来回看看，满世界就我们 穷了。伤心啊，两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上无片瓦，不名一文，说起来还中流砥柱，中产阶级呢！”；“都说时代进步了，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怎么觉得我还过得不如我们父母辈呢？人家好歹在最穷困的时候还实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我倒好， 一辈子欠债”、“跟世界接轨，消费要向欧美看齐，收入要向非拉看齐，全方位立体接轨”；在海萍看过报纸上的地产广告后 ，终于悟出“‘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要改成‘为先富裕起来的人民服务’。现在的报纸，整个一派胡言！”……

　　在这里，“中产阶级”以及“与世界接轨”的神话暴露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谎言效果。在买不起房子的现实困难中， “分享艰难”、忍受“社会转型阵痛”等主流话语已经无法唤起他们的认同。但与其说在这份“张狂”中颠覆了主流话语，不 如说在这种牢骚以及自我劝慰和自我说服中，更加认同于现实中的困境和艰难。正如海萍在劝说苏淳啃老的对话中，有一段关 于美国的类比，尽管苏淳叹气“这个型怎么老转不完啊！”，但海萍坚信中国会像美国那样依靠“200年前黑奴矿工卖命” 来完成原始积累，并认为没有原始积累就不可能有“美国人享受生活”的现实。这不仅为了“明天更美好”而心甘情愿“牺牲 两代人”，而且也为近10年来中国不断发生已然不具有新闻价值的矿难寻找到了“合理”解释。或者说，在承认这不过是为 了完成“原始积累”的同时也预设了一个“一退休就环游世界”的梦想。

　　在另一段对谈中——

　　海藻问宋思明：“这个城市，你们这些人是怎么管的？房价那么高，工资那么低，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宋思明说 ：“原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褴褛衣衫。国际大都市，就像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把焦点放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所看 到的，就是华美壮丽绚烂澎湃。对于光线照不到的角落，即便里面有灰尘，甚至有死耗子，谁会注意呢？我不是说上海，就是 纽约、巴黎、东京，都一样。你能对外展示的，别人看到的繁华，只有那一片，而繁华下的沉重，外人是感受不到的。这是一 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如果你要我选择，是生活在过去的清一色土布灰蓝，每个人收入都16块8毛的日子，还是今天，我 想，我还是愿意生活在今天的。至少，它有一种变化，它给予相当一部人以希望。”

　　接着，宋思明说：“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只能慢慢努力吧！海藻，也 许你可以换一种活法，不走你姐姐的路。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各种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宋思明的回答不仅说出了国际大都市的秘密，也说出了作为资本市场的房地产本来“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可谓一 针见血。在这段话中，宋思明并没有说如海藻这样的小老百姓就是角落里的“灰尘”和“死耗子”，而是把海藻放在观众位置 上。同时也告诉了海萍无法“成功”的原因是只看到了繁华的一边，没有看到舞台背后的灰尘，也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失败归 罪于这个华丽的舞台。而当海藻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就是舞台背后的“灰尘”时，宋思明也就是无需掩饰。宋思明告诉小老百姓 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为了说明“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正如撒切尔夫人的名言，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 )。

　　正是在这种“无可选择”的“多元化的世界”中，宋思明向海藻发出邀请，一个“二奶致富”的捷径。这是站在“舞 台中央”的人向舞台背后的“死耗子”诉说“各种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就像《2012》中得以进入诺亚方舟的 是买过票的富商们，其他几十亿人类根本就不被考虑在内，这是好莱坞版的“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的故事，呈 现了金融危机时代好莱坞主旋律叙述的艰难和直露。在这个意义上，《蜗居》也成为危机时代的主旋律。

　　空间区隔与放逐

　　这三个文本都与房子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这种现实的窘境被具象化为一种空间区隔及空间放逐。《蜗居》呈现了 这些来自外地的“天之骄子”在欲望都市中无法成为“房主”，只能充当“房奴”的命运；《蚁族》则是这些失业或收入不高 的毕业生在城市空间中只能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村镇中；贫困女研究生“背妈妈上学”的缘由不仅因为在上海居无定所，而且 在家乡也因拆迁失去了住所。

　　与城乡户口制度这种社会区隔不同，在“自由的”商品房交易(不受户口限制)中，资本的逻辑成为形塑社会空间及 主体位置的重要标尺。这些渴望在社会空间中拥有一席之“地”的群体，遭遇到一种空间的压抑，这种无法在都市中“安居” 的状态使得他们由准中产阶级主体变成了社会结构的游离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是房“奴”，而且也是大都市所象征的 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当代“奴隶”。这种资本化的空间/房子成为区隔、放逐、剥夺这些准中产阶级主体的罪魁祸首。

　　可是在人们为这些都市白领所遭遇的困境唏嘘不已时，那些远比蚁族更为底层和弱势的群体显然就更不可见了。如果 联系到90年代中后期不断严重的工人下岗、农民工欠薪以及农民真苦的问题，再加上这些大学毕业生也被放置在弱势群体的 行列，可以看出，在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2002年前后逐渐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及虚拟经济(房地产及股市)的过程，也是 劳动者被资本不断抛弃或放逐到边缘地带的过程(与此同时，也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加大)。

　　在房主从所有者(一种财产的拥有者)变成房奴(一种被银行劫持、绑架、压迫的主体)的过程是借助自由市场的平 等原则，自愿签订的卖身契，从而使这种消费者被绑架在社会生产的战场之中(“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房子自身变成 了一只会下蛋的鸡，除非禽流感/金融海啸等“非正常”状况的出现。也就是说，在这种从拥有产权之“主”变成一种被银行 绑架的当代奴隶中，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都是被金融资本抛弃的人，就是宋思明那句话“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 的”。这是道出“真实”的时刻，也是劝慰“老百姓”承认现实、不要抱着不切实际幻象的时刻。

　　《蜗居》否定了海藻的“不劳而获”和与宋思明的“苟且偷生”，肯定了海萍夫妇踏实、勤劳的生活态度，也呈现了 海萍“心甘情愿”为了“蜗居”而走向“房奴”的过程。在《蜗居》的文本中只有海萍、海藻两条道路，或者说无论是编剧还 是导演，只提供给观众一条做房奴的海萍之路，尽管这条路并不轻松，但没有比这更好的道路了。显然，海萍的选择并非“多 元化的”选择，而是一条独木桥。

　　宋思明没有说出的是，在资本市场中还真是无法缺少老百姓的参与。试想金融危机不就是小老百姓(中产阶级)最终 无力继续陪练才发生的吗？这是在资本的驱逐及其“我们回不去的”的信念下，小老百姓直到破产、无力偿还债务才终止这种 陪练的游戏。如果老百姓都不陪练了，资本市场也就成了真正的空中楼阁。可是就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机而对新自由主义下的金 融体制进行深刻反思之时(就连布什都不得不改口说：“这是非正常情况，正常情况下，政府不应该干预自由市场”)，中国 又呈现某种“滞后性”，这种滞后体现在这套新自由主义逻辑以更为张狂的面目示人，“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既 是邀请，也是恐吓。在这个意义上，《蜗居》成了危机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的主旋律。

　　也许，毅然决然地选择自杀退场的女研究生已经用自己的身体对抗这个“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世界。在这 个意义上，对于每一个不甘心做房奴的人来说，能否有另外的选择，或者能否想象另外的选择，是存在一个真正“多元化的世 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