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驻美大使:美民众为奥运火炬传递鼓掌感触最深
周文重，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2010年2月底，他卸任驻美大使。在五年任期内，他经历了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文重出言谨慎，每句话都精心组织，有着外交辞令般的完整。谈起在美国当大使的生涯，他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千方百计增加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我觉得要有耐心。”
个人总结
千方百计增加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新京报：五年前，你出任驻美国大使时，曾有评价，你出使于一个相对稳定但很难突破的瓶颈期，任重道远。现在任期结束，你会用一句怎样的话来评价自己的工作？
周文重：五年的工作，就我出使美国而言，中美关系在这五年当中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有曲折、有起伏，但总体向前发展。
新京报：最近就出现了一点曲折？
周文重：是有一些起伏或者曲折，但责任不在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过去也发生过，历史证明凡是中美关系出现曲折或者问题的时候，根源就是因为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还有中美之间的联合声明所确立的一些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
新京报：每个外交官都有自己的风格，你觉得自己的风格是怎样的？
周文重：新中国的外交风格是老一辈领导人，特别是周总理树立的。总体说就是主持公道，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节。
新京报：作为个人，你有什么特色？
周文重：我比较多的是和美国人打交道。两国的历史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相互隔绝，甚至相互敌对，相互间距离也很遥远，彼此了解很有限，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媒体，应该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不少不公正的地方，或者说不客观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千方百计增加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我觉得要有耐心。
感动时刻
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美国民众自发鼓掌欢呼
新京报：美国各州你基本都走遍了。你觉得这5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和印象有怎样的变化？
周文重：有些积极的变化。这五年当中，中国的国力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速度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对中国刮目相看了。
新京报：对美国民众的态度变化有什么感触最深的具体事例？
周文重：奥运会火炬传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新京报：你提到过在机场接火种的时候，非常激动？
周文重：对，他们一路过来，火种抵达已经是半夜了。我们也是盼望已久了。为了这个事，我跑了四趟旧金山。火种到了，第二天就要开始，充满了期待。另一方面，也感觉到责任重大。因为伦敦、巴黎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让它在旧金山重演，是我们的责任。
新京报：当时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周文重：旧金山市政府和美国联邦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旧金山市政府的市长和美国奥委会主席始终跟着火炬传递的车队，在现场指挥。在火炬传递的沿路集中了大概上万名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等待欢迎火炬。一些反对传递的组织包括“藏独”组织也纠集了不少人。
看到这种情况旧金山市长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后，为了确保顺利和安全改变了路线。火炬传递沿线的美国民众，事先是不知情的，他们自发地鼓掌、欢呼和欢迎。人数很多，如果你去看一看当时的录像，当时的情景很感人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公众对中国办奥运的支持，表现出对中国办奥运的一种热情。
棘手问题
紧急情况下应对弗吉尼亚枪击案
新京报：你所处理的棘手的事情哪个印象最深？
周文重：棘手的问题很多，包括和国会的关系，和政府的关系，保护侨民等。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的一起枪击案，凶手是一个亚裔，他先后枪杀了30多人。
新京报：一度被怀疑是中国人？
周文重：凶手自杀后的面容很难辨认，事发现场捡到一个手机。这个手机是我们的一个留学生遗漏在现场的，匆忙当中逃离凶杀案的现场时把手机落在那里了。警方根据这样一个初步的线索一度怀疑可能是中国学生。所以美国国务院那天下午打电话给我说，警方说有可能是中国学生。
新京报：当时如何处理？
周文重：当时我就强调，第一要有确凿证据，没有证据不能随便说，尤其是没有证据不能对外讲。第二如果确有证据，也要考虑好怎么对外讲。还要对我们的学生学者采取保护措施保证他们的安全。
新京报：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应该非常紧张？
周文重：我们随即派了一个小组赶到学校，同校方、警方合作。这个小组开车四五个小时赶到那儿，当时记者蜂拥而至。小组去了以后，对于稳定中国留学生的情绪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新京报：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情况紧急时无法向国内汇报，你的第一反应的原则是什么？
周文重：第一原则就是你作为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首先你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维护国家的利益，同时要兼顾中美关系，兼顾到中国在美国的形象，等等，所以我想把这些东西统筹起来考虑吧。设法找到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能够几个方面都能兼顾到。
经验之谈
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简单地重复立场、原则
新京报：你在美国和很多国会议员面谈，你觉得这些国会议员最想了解中国的哪一方面？
周文重：很多议员没有来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或者是道听途说，或者是通过媒体。所以自然就有一些误区。我们有责任帮他们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使他们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
新京报：有人说你和美国人打交道时，有着美式逻辑的全副武装，你赞同吗？
周文重：这个美式逻辑是什么意思呢？
新京报：可能是说美国人的一种表达方式，相对来说美国人更容易接受的一种沟通方式。
周文重：我觉得美国人说话，比较喜欢讲故事，他的道理都在故事里面。换句话说，你要有事实，要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简单的去重复一些原则、立场。所以我说中国的外交人员首先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国情。
新京报：你也会用讲故事的形式吗？
周文重：对呀，我们现在经常从媒体报道上了解到方方面面具体的鲜活的例子，多给他们讲点例子吧。尽管不是第一手，但是他们从你这儿了解到了具体的、正在发生的事情。
新京报：有没有印象，给美国人讲的比较最多的例子？
周文重：汶川救灾的例子，讲给他们听，他们是很感动的。对外友好协会曾组织灾区的中学生到美国和美国议员对话，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议员们怎么样得到各方面的帮助，他们自己在地震中的经历，家里遭遇到的不幸，他们自己现在的打算。一有机会，国内去的代表团都尽量让他们跟议员们直接见面。
解释3·14
说清楚事实就可以了
新京报：3·14后，你面临着向美国民众解释真实西藏的责任。我想知道面对当时的情形，你会用怎样的开场白？怎么让美国民众相信你？
周文重：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次是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实际上，当时邀请我去的本意是讲气候变化和环保，我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了3·14事件的由来，介绍了我们在达赖和其他涉藏问题上的立场。还有一次是美国公共电视台邀请我去做访谈，对于美国人来讲，媒体也好，他们常问的是，为什么你们认为达赖没有放弃“藏独”的主张？
新京报：那也会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还是阐述我们的原则的方式呢？
周文重：首先要把事实说清楚。因为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流亡政府”还有一个“宪法”，其中包括西藏独立的条款。达赖坚持要建立大藏区，而且认为大藏区不仅包括西藏自治区，还包括凡是有藏族的其他中国地区，包括四川、青海等等。这不就是变相的搞“藏独”吗？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把这些情况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自己来判断。
新京报：在美国演讲有没有碰到持不同政见者？
周文重：经常会有，有演讲就有提问。有人持“台独”立场，有人持“藏独”立场，他们借提问阐述自己的主张。
新京报：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周文重：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说出来，对公众也是一个教育。
新京报：有没有遇到身体上的攻击？
周文重：没有，警方和校方还是要维持安全的。
新京报：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还有一本是《中国不高兴》，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周文重：看过。我觉得它们反映了一部人的看法。确实美国人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很多做法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包括中美建交前和建交后，我们该说“不”时都这样做了。无论是涉藏问题还是售台武器问题，该说“不”就要说“不”。
展望未来
先把政协的工作做好
新京报：在美国5年，有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
周文重：我的遗憾之处，是去年一年都平稳过渡，临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过我看中美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发展中总是会有曲折。这是一个常态。中美关系发展一段后，积累了一些问题，就有可能爆发出来。关键是美国人没有真正的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去做。
新京报：你离开美国踏上回中国的飞机时，上飞机那一刻是怎样的感受？
周文重：肩上的担子终于卸下来了。
新京报：下一步工作是？
周文重：还没有明确告诉我，我现在就是把政协的工作做好。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