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是按教育规律办教育”——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谈高校去行政化

　　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 (记者邹伟)“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需要有另外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能够让学校能更好地与外界交流对接，以利于争取到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办学条件。”在全国两会上，围绕高校去行政化这一热点话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高校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是按教育规律办教育

　　“我觉得，去行政化这个概念本身，需要进行讨论和界定。”纪宝成说，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教育，而不要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在纪宝成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讨论，一个是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学校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

　　“公立学校是由政府来管理的，但不应该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尊重教育规律、学术规律，落实大学的法人地位和办学自主权，不能单纯用行政眼光、行政思维，用处理行政事务的手段对待学术和学校事务。不应该再使用‘部属’‘省属’高校这样的说法，应该改为国立的、省立的高校。这个观念需要得到改变。”他说。

　　用行政思维管理高校学术事务的表现很多，从招生录取到经费使用，从科研项目安排到教学改革，不少都要有上级部门审批；大学领导因学术活动出访也要按行政官员一样审批等等。纪宝成说，这次的纲要对此有比较大的改进，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学校，这是非常正确的，是在按教育自身的规律办事。

　　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完全对立是个伪命题

　　纪宝成认为，从学校内部来说，只要是一个组织，就有科层结构、管理结构，这是组织运行和实行科学管理的要求，必然也就会产生层级，有一些人把这个作为行政化来看，是不对的。

　　“如果没有校长、院长、系主任，以及一些处长、科长，怎么去管理呢？”他说。

　　他特别提出了办学中两个范畴——学术权利和学术权力。他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利是与生俱来就有的，具有平等性和自主性。权力则带有更强的社会性，带有某种强制性，一方是命令者，一方是执行者。因此他认为，权力权利化、权利权力化都是要防止的。

　　“学术权力必然是通过行政的方式行使出来的。”纪宝成认为学术权力可以分为学术评价权、学术规范权和学术资源配置权，其实现方式往往表现为不同形式的行政管理，包括学生考试成绩的颁布也不例外，因此将学校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完全对立的观点是个伪命题。他又举例，比如评职称，是由教授组成的职称评审委员会来评定，但宣布结果肯定是由人事部门来做，由校长或院长签署聘任。

　　纪宝成认为，对于大学来说，最重要是要坚持学术本位，发扬学术民主，保障学术权利，既不能学术事务行政化，也不能行政事务学术化。他说：“要民主办学，在学校管理上要充分尊重教师的意见，集中教师的智慧。但是，我不赞同教授治校的提法，我赞同教授治学、教授治教。在学术方面，比如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等，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教授，这不是校长说了算，而是教授们说了算。在人民大学，既是‘经师’、又是‘人师’的著名教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同时要有新的制度设计

　　纪宝成表示，作为改革的一种手段，去行政化肯定是希望教育越办越好，但是，把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作为去行政化的一个基本措施，“当前可能这不是最主要的，不一定是抓到主要点子上了。”

　　“我是完全赞成学校取消行政级别的。因为现在大学的行政级别让人感到很尴尬。比如人民大学的经济学院、法学院那么大的学院，有那么多顶尖的教授，竟然被认为这是个处级单位；大牌教授任教研室主任甚至被认为是科级领导等等，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制度安排吗？”纪宝成说。

　　纪宝成认为，学校并不是孤立于社会的，总是跟社会有着广泛交流联系的。“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目的肯定是要促进教育发展嘛，总不能让教育更难办；因此，取消行政级别的同时，就要有另外一种新的制度设计，以利于学校能更好地与外界交流，争取到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办学条件。在浓厚的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中，把学校办得更好，为国家、为民族，也是为每个家庭提供更好的服务。”

　　他说，在去行政化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包括学校在内的全社会的企事业单位都应该取消行政级别。现在社会上太多的东西和级别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还是主要以行政级别衡量社会地位的大环境下，单单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而又没有新的制度安排，最终受到贬损的是教育，受到不利影响的是孩子。由于教育的特殊性，这种损失对学生来讲是无可挽回的。所以对待教育问题特别讲科学、特别讲谨慎。

　　“我希望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国家将走向企事业单位都没有行政级别的这一天，这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所以，我举双手欢迎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这一天早日到来。”纪宝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