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有一个规定，选举委员会对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可根据选民要求，安排候选人介绍情况，回答选民问题。

　　嘉宾

　　陈冬生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 教授

　　倪  星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规定的表达问题

　　肖擎：修正的这一条用的字眼有“选举委员会”、“可以根据”、“选民要求”、“安排”，也就是说需要选民先有要求，但是是一个选民有要求就可以了，还是有要求的选民要达到一定比例，不明确，您认为这样的规定是否是一个原则性强、操作性不强的规定？

　　倪星：从语气来看，原则性很强。它用的不是“必须”，也不是“应该”、“应当”，这些表达语气都强很多，用一个“可以”，什么意思，就是空间和回旋余地很大。

　　陈冬生：这是给各地一个过渡和缓冲，也就是可以搞，也可以不搞，不是一个必定程序。我是这样看的，如果原来禁止候选人和选民见面，那么现在取消了，就是不容忽视的进步，问题是我们以前没有禁止，没有禁止就应该可行，但又不是明确的必须的可行。你仔细揣摩，这样的表达其实很讲究的。

　　见面的局限性

　　肖擎：修正案草案只说候选人和选民见面，并不涉及当选后的代表或者履职期的代表需不需要与选民见面，这是否充分？

　　陈冬生：人大代表有两种，一种是当地居民直接选出来的，一种是组织上推荐安排的，对第一种，代表和选民见面不是一个问题，见面成为一个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二种。日常的、机动的见面在我们这里是不现实的，不日常也没关系，关键是形成可操作的规范，一年见一两次是可以的。

　　倪星：代议制里面有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你进行的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照道理讲，全部人大代表都应该直接选举，这样才能让代表和选民之间产生最直接的联系，但这又不符合现实国情。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请代表去见面是干啥，比如有一些人大代表是领导，选民有要求，想见个面，行不行？请他们见面是做指示呢，还是接受质询呢？

　　制度环境是根本

　　肖擎：按照我们的国情，选举只是针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没有选举这一说，但他们也是在行参政议政的职责，不被选举，也就没有选民，没有选民，那么参政议政的基础和动力是不是存在问题？

　　陈冬生：历史地看，政协最初代行了人大的一些权力，但现在我们能不能说政协委员也搞选举呢，显然不行，与制度设置不符。

　　倪星：其实你点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政协的法律定位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明确，这是由制度这一根本性因素决定的，它决定了人大代表的问题，也决定了政协委员的问题。我们都说代表委员是身份不是荣誉，但很多人还是在乎这个头衔。我们常常看到国外有一些议员在态度和意见上非常极端，那是因为他的选区的选民可能就是极端的，他只能这样，来自选民，为选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