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关注

　　眼下，赵作海无辜被判故意杀人案这一冤案，正被舆论关注（见本报今日报道）。这是佘祥林案爆发后的又一起高度类似的案件。而笔者断定，类似案件在今后还会发生。

　　多年前，笔者曾经是一名监狱警察，目睹过一些奇怪的司法案例。比如，一位农民与同村人不和，后来这个同村人被发现死在山上，现场找到这个农民家的一把柴刀。后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这个农民死缓。该农民始终坚称自己冤枉，后来越狱，再后来被抓回，不久在监狱里病死。

　　诚然，笔者也不敢说这个农民是被冤枉的，但是，案件本身在程序上无疑值得推敲。假如有充足的证据证实该农民确实是杀人凶手，法院自然可依法判处其死刑；而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这一点，则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该农民是应该无罪释放的。然而，一个从事司法工作的朋友曾告诉我，那时候，法院实际上也很为难，遇到这类案件，若将嫌疑人无罪开释，则有可能放纵凶犯，并且导致案件没有告破，陷公安和检察机关于尴尬境地；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则有可能错杀冤杀，后果无法挽回。因此，法院就会设法选择判处嫌疑人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等，既可以“平民愤”，给公安和检察机关一个交代，又可以防止错杀冤杀的更严重后果。

　　在这里，法院讲的是“把握政策”，而不是“严格遵照法定程序”，“疑罪从无”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坚持。但是，从现实司法环境来看，在缺乏充分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在当时的法官们的执法水平条件下，在犯罪嫌疑人处于绝对弱势的境地下，法院为了给急于破案的公安、急于立功的检察等机关一个交代，乃至为了给那些因为激愤而认定嫌疑人为杀人者的群众一个安抚，而放弃“疑罪从无”等原则和程序，给一些存在明显证据瑕疵的嫌疑人定罪判刑，这种现象是比较容易存在的。

　　所以，佘祥林、赵作海案的出现，是给我们的司法又一个重大的提醒。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对这两个已经暴露的具体的错案冤案纠错申冤，更重要的是，国家应该采取有组织的行动，对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的死刑等重大案件进行普遍复查，去主动发现潜在的“佘祥林”、“赵作海”。因为，我们应该承认，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司法水平是比较低的，法律程序也是不完善的，所以“佘祥林”、“赵作海”都可能不止一个。我们不能总是等待“死者复生”导致冤情暴露这样的奇迹，而应该主动地去承担起发现冤案错案并为之平反昭雪的责任。

　　诚然，这样做，是一项十分浩大而艰巨的工作，会给相关司法机关带来很多的麻烦，会涉及到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我们应该正视历史，正视现实，不能让任何冤案错案积压成历史的欠账。这是司法文明前进的一个基础，是国家尊重保护人权的一个进步，是一个必须解开并放下的包袱。否则，“佘祥林”、“赵作海”都不会是最后一个，它不仅影响着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也可能让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始终问心有愧。邓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