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案”的教训

　　不能停留在个案

　　今年4月30日，被同村人赵作海“杀害”10多年的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振晌突然回家。此时，赵作海已经被判服刑11年。此事被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称其为“佘祥林案”翻版。5月8日下午，河南省法院张立勇院长亲自主持召开审委会，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贺恒扬列席审判委员会，认为赵作海故意杀人一案是一起明显的错案。（5月9日《新京报》）

　　舆论之所以将赵作海称为“佘祥林案”的翻版，只因两起错案都太过“明显”——是啊，有比死者回家更“明显”的错案吗？张立勇院长要求，河南省法院和广大法官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如此“明显的错案”一再发生，汲取教训是必须的，但恐怕不能停留在个案层面。

　　赵作海案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警方未给出明确答复。但既然赵作海的前妻也称“受到很多折磨”，赵作海会有同样遭遇，恐怕并不奇怪——倘若没有遭遇刑讯逼供，我们很难相信，赵作海会做“9次有罪供述”。一系列冤假错案表明，为获取“证据”，公安机关往往会“穷尽一切手段”。与“佘祥林案”一样，赵作海案最需要汲取的教训，恐怕也是刑讯逼供。

　　禁止刑讯逼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定法律，并宣布刑讯逼供证据无效。因此，明确“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不被采纳”，确立刑讯逼供证据的排除原则，可谓意义重大。当然，“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不被采纳”，并不是写入司法解释就能一步到位。它的实现，需要律师在场制度、同步录音制度、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口供补强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配合。

　　另外，一起起冤假错案的发生，也暴露出司法程序中对律师应该行使的权力的漠视。在这些案件的审理中，律师的一些合理、合法请求及建议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信任和采纳；漠视律师在法庭上的作用，造成冤假错案接连发生，进而产生了消极甚至严重的法律后果。可以想见的是，倘若赵作海、佘祥林等人都获得了律师的积极辩护，如此“明显的错案”恐怕不会发生。

　　张立勇院长要求河南省法院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对不负责任的审判人员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当然也是必须的。但“颇具中国特色”的“错案追究”制度，作为目前尚不完善的司法制度的一种缓冲和补救，却是临时的、权宜性质的不得已做法。在建设法制社会的今天，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尽力建立一套理性的司法体制和定罪机制，保证司法独立，以减少错案以防止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