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选2010青年领袖：成功后表现出责任感
青年造时势 时势亦造青年
本刊编辑部
数年前，一位德国归来的媒体人与我们谈及一个现象，中国相当多的知名媒体老总都是30岁左右的年龄，这在德国是不可思议的，特别是在传媒这样一个需要资历与人脉的领域。他说，相比国内，国外的传媒其实要论资排辈得多。
我提醒他注意这些媒体都是市场化的媒体，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传媒界的“小鬼挑大梁”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发韧不过是10年左右的事情，面对这一“新生事物”，老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往往难以胜任，一批有着创新精神的年轻人自然被推向了前台，他们本身多是这些媒体的创办人。
新世纪，新经济，新人。传媒领域不过是近些年来青年担纲大任的一个缩影，其他领域，年轻人的表现照样令人刮目相看，在代际竞争中显示出咄咄逼人的势头。且不说IT 领域基本由年轻人掌控，学界如“70后”刘瑜，在负笈海外钻研学术的同时，以专栏为利器向国内民众传播现代政治与民主常识，影响巨大；再如“80后”韩寒，这位“中国最畅销的作家之一”近年来仗义执言，心系民生，批判社会的不公不义，在80后作家中独树一帜……
这正是令人欣喜之处，这一些年轻人，在拥有大众标准的成功后，更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频频就公共议题，特别是政府缺失、社会弊端出击，让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的悲观论不攻自破。
考诸中国近代史，每逢起承转合、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时代”，必是社会洋溢着青春气息之时，必是青年大有作为、青年领袖辈出之际。
清末，维新思潮兴起，年轻人大规模地登上政治舞台。康梁是这次运动的主角。康有为1858年出生，1898年戊戌变法时正好是40岁。梁启超更年轻，1873年出生，才20出头已经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下一首词：“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热血洋溢，现在读来仍令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梁启超是他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中年轻有为的典型。从1912年到1927年，也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段时期，有一大群年轻人推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变革，大师级人物辈出，宛若星河灿烂。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26岁时赋诗言志：“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几年后，豪言壮语成为现实。
科学精神的宣扬和科学事业的开创，更是年轻人的功劳。任鸿隽主持的《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起了很大作用。丁文江留学英国7年，在他的经营下，不但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杰出的地质学者，而且很快使中国的地质调查成果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例子不胜枚举。
在大时代里，青年造时势，时势亦造青年。青年的创新、奋进与激情，无疑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但若无社会大环境的激赏与鼓励，难免会青春虚掷，才华东流。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权，起用了很多年轻人，有些政府部门——如外交部、教育部几乎一半人是年轻的“海归”。顾维钧(后来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外交总长、国务总理)20多岁就成了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助手。这些人在很年轻时就崭露头角，有的一直活跃到四五十年代。
此中尤值一提的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政治并不清明，但没有出现大批留学生滞留海外的情况。原因非常简单，他们在百废待举的祖国，比较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尊重知识阶层，更不用说留洋归来的知识精英了。
正如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所说，他们的物质待遇固然高，身上更没有“原罪”烙印，不会受到千奇百怪的折磨。从客观环境分析，辛亥革命后社会风气比较自由，虽然也有过杀害不听话的知识分子的可耻记录，如著名记者邵飘萍，但是总的来说，在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前，是20世纪言论自由的年代。
在任何时代，“精英”、“领袖”都是少数，但是作为一种青年的普遍精神面相，是进取还是颓唐，是风发还是苦闷，不同的时代，却大有差别。这种差别，无疑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
我们的社会有着少数的青年领袖和精英，但数量更庞大的，却是“房奴”、“蚁族”，还有在血汗工厂谋生、自杀频频的来自农村的青年，还有更为普遍的寻找出路精神苦闷的年轻人。
韩寒最近的博客《青春》对此写道：“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青年，这个最有活力的人群的价值观堪忧。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这其中固然有个人的“理性”选择，但却与民企创业艰难、国企和利益集团垄断最好的市场、与民争利有莫大关系。知名政论家周瑞金就此说道，“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
“精英”与“领袖”固然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但在一个民主与公平的社会，会产生更多成功的、幸福的青年。在我们评选青年领袖的同时，我们关注更广泛的青年处境，以及他们所处的体制背景，而所谓的青年领袖们，也绕不开他们所生活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