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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驻利比亚工人曾用石头逼退持枪歹徒进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8日01:57  新京报
从利比亚撤回的中国工人在积水潭医院急诊室接受治疗。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从利比亚撤回的中国工人在积水潭医院急诊室接受治疗。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一位中国工人的腿部被霰弹枪击中,小腿上满是弹痕。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一位中国工人的腿部被霰弹枪击中,小腿上满是弹痕。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昨日上午,搭载着从利比亚撤出的21名伤员的飞机抵达首都机场。120急救车早已在T3航站楼等待。伤员一下飞机便被接到积水潭医院治疗。

  2月18日晚,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中水二局”)驻利比亚工人为保卫公司财产,与歹徒发生激烈冲突,多名工人受伤。

  战斗 项目部遭歹徒围困

  18日晚6时许,中水二局位于利比亚斯帝哈目瑞的项目部工地西门口出现了几名手持霰弹枪的利比亚青年,他们时不时朝空中放着冷枪。范海民说,“周围荒无人烟,这几个年轻人明显是冲我们来的。”

  随即,项目部领导召集所有工人开紧急会议并决定,与门外歹徒抗争,保卫公司财产。“大家要团结,不能被打散了。”范海民记得领导们当时这么说。

  当时项目部一共200多人,大家聚集在项目部空地上。西大门已经被撬开,到晚上7时许,歹徒已经聚集了50多人。200多名工人与50多名歹徒相隔300米对峙。

  瓦工李长青说,歹徒手中拿着各种枪,有霰弹枪、手枪、冲锋枪和手雷等,而工人手中只有石头和棍棒。但就是凭着这些,逼退了多次进攻。“很多人都拿着石头往前冲。”

  晚上8时许,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工人们手持石头和棍棒向前冲,歹徒开枪,多名工人受伤。

  撤退 羊圈中待了一晚上

  战斗从晚8时一直持续到夜里12时30分,工人因手中没有武器,最终选择撤退。撤退过程中,范海民腿部中霰弹30余颗。

  当工人们向山坡上跑时,而歹徒仍然在一边开枪,一边追赶,甚至一把火点燃了项目部的房子。

  工人们在山坡上找到了一个羊圈,其中有两座小房子,伤员们在屋内休息,没有受伤的人在屋外放哨。

  天亮后,中水二局与中水十六局的工人会合。双方于19日上午转移到利比亚东北部城镇迈尔季。由于医疗条件太差,范海民等多名伤员又被转移到了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

  范海民说,到了班加西医院后,发现医院中根本没有医生,只有两三个护士。医院院长告诉他们,给他们做不了手术,只能上一些药。就在伤员们打算离开时,发现医院已经被包围,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我们已经离不开了。”范海民说。

  21日,院长出面让医院外的歹徒散开。幸好,项目部的阿拉伯语翻译从外面弄来一辆车,才得以带着伤员离开班加西,又回到了迈尔季。

  转移 当地联络官保护撤离

  然而,迈尔季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项目部已经被占领,但是人员并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公司管理层找到一位相熟的当地联络官———麦收。

  范海民说,麦收找了二三十个人拿枪,保护着项目部的人员安全。作为回报,项目部每天给麦收手下每人1000第纳尔,并在撤出时将项目部的房子、车辆和设备全部“委托”给了麦收。

  24日,项目部工人乘坐由麦收安排的车辆,在持枪人员的保护下开始撤离。撤离分为两个方向。300多人乘坐几十辆车通过陆路向埃及进发;伤员和其余的工人乘车到班加西坐前往希腊克里特岛的轮船。

  范海民说,中水二局的工人到达希腊后,在中国驻希腊使领馆的帮助下,在希腊得到了简单的救治。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罗大使亲自到机场为回国的工人送行。“背后有强大祖国的关心,让我感受到温暖。”

  在希腊停留两天后,工人们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救治 积水潭医院接受治疗

  27日上午9时30分,飞机抵京。记者昨日下午在积水潭医院急诊室见到了21名伤员。

  医生表示,昨日所有救治的伤员均不需住院,打入体内的霰弹也无需取出,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但伤员们担心霰弹在体内,会对今后的生活造成影响。医生表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为了取出这些微小的霰弹而手术的话,反而会对人体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霰弹在体内会游走,又十分细小,手术中十分难找。

  “他们真的很勇敢。如果不抵抗,他不会受伤。”范海民的妹夫曾鑫说,不管如何,那种情况下,大家团结一致对外,“不是说他们有多伟大,但就觉得是很英雄的事。”

  ■ 家属讲述

  漫长的9天

  伤者:邓朝勇 妻子:毕玲 地点:积水潭医院急诊室

  “8个月零2天没看见孩子了。”靠坐在担架床上,37岁的邓朝勇瞅了瞅身旁的妻子,又低头拨弄着手机,精准地吐出了和家人分离的天数。

  在邓朝勇的记忆里,这些天所有的经历,已深深刻入了脑中。

  而妻子毕玲,这些天却一直过得恍恍惚惚,担忧、惶恐、惊喜、欣慰……各种情绪,占据了她的心。

  记不清是哪一天得知利比亚出事了,毕玲只能想起大约在2月19日或20日,她接到了一个电话。从那一刻开始,她晚上再没睡过一个好觉。

  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打开电视,再就是上网,打电话。不管电话能不能接通,毕玲说,她总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一遍遍地拨打着丈夫那边的电话。“着急,就想他快点回来。”倚着丈夫而立的毕玲说着。

  2月22日,又是经邓朝勇的提醒后毕玲才想起日期,她终于和丈夫取得了联系。“他只告诉我挺好的,让我放心,受伤的事一个字没说。”这个电话,并没有让毕玲放下悬着的心,丈夫一天不返回中国,她的心一天不能平静。

  前日中午,毕玲终于得知了丈夫回来的日期。毕玲咧嘴笑了笑,说当时自己都激动得跳起来了。

  昨日上午在机场,毕玲才得知,丈夫受伤了。邓朝勇拄着拐杖出现在她的视线中时,毕玲冲上去紧紧地抱着丈夫,像是要确认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当时还真没有顾上丈夫的伤。”

  等到了医院,邓朝勇到哪,毕玲就跟到哪。不时有人打电话来,询问邓朝勇的情况。

  因伤情不重,邓朝勇不用住院,当晚就能看到8个多月没见的孩子了。去年他离开时,孩子还在襁褓中,一丁点大。“看孩子照片了。”想起已经1岁多的娃,这位年轻的爸爸嘿嘿笑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卡拉 刘春瑞

留言板电话:010-8261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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