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特派北京记者 何满

　　昨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消除了农民进城的歧视问题”，“正在积极稳妥地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同时，着力解决农民工生活和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培训、子女上学和社会保障。”农民工问题依然是今年两会的焦点议题。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如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等，是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回答的问题。

　　3月12日，在北京，数位专家学者聚首南都“两会座谈会”，梳理农民进城历史，共同寻找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之道。

　　廉价劳力助经济起飞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以土地为生。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身份化管理方法，使整个社会因流动减少而缺乏活力。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工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他们率先冲破僵化的社会壁垒，游走于城乡夹缝之中。

　　“农民工是古今中外的‘千古绝唱’，历史上没有，这一名称迟早也会消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民进城务工曾一度被称为“盲流”，但农民的流动其实一点也不盲目，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走。“农民恢复了人的自由天性，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徐勇认为，中国是靠农民工改变的，“农民工”这个词折射了当今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徐勇认为，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助推器。“中国从一个资本短缺、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农民工功不可没。中国经济主要靠廉价商品获得比较优势，而廉价商品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农民工。”

　　新一代民工生存无根

　　美国学者亨廷顿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火药库也是稳定器。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农民的利益更容易受损，成为社会弱势群体。

　　徐勇说，1988年起，农民负担日益加重。那时，一位中央领导到湖北农村视察，问农民最需要什么，一位农民不假思索地说：“我最需要的是陈胜、吴广(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农民需要的其实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公平。”徐勇说，随后许多农民开始进城，通过“以工补农”摆脱经济困境。依靠介乎城乡之间的生存方式，其成为一个稳定性的群体。

　　与会者认为，农民工将最有活力的生命阶段消耗在打工生涯中，却没有福利保障，随时可能被解雇，是一群具有农民底色的现代工人阶级。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农民工身上的“农民底色”逐渐消褪，“工人”属性日益突出，“农民工市民化”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思想观念缺乏“农村之根”，又难以在户籍和体制上融入城市；他们既很难“啃老”，又缺乏在城市中工作所需要的较高技能。这些使新一代农民工成为没有根的群体。他们的诉求，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所必须考虑的。

　　不要强迫农民变市民

　　2009年，四位来自深圳的女农民工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作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巨大力量，农民工理应在城市中获得平等生存的权利。

　　“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就没办法做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说，农民工问题将直接影响社会转型的成败。

　　与会者认为，要解决农民工生存困境，需要深化体制改革，真正给予其公民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权、财产权。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曾参与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的农民工问题调查。他说，调查时，各位专家曾因该不该使用“农民工”这个词产生了争论。“农民歌唱家、农民企业家，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为何‘农民工’就让人觉得有歧视味道呢？主要在于这个群体在城市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顾益康说，要从制度创新上做文章，而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户籍制度非改不行，但要不要转为市民，应由农民自己决定。”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徐增阳说，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平等，“农民进入城镇工作，同工同酬，这方面已经和城市居民没有显著差别。与其说他们要成为市民，不如说是在追求平等权利。”

　　与会者认为，广东部分地方推行的“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尽管外界评价很高，但实际上仍解决不了农民工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问题。“户籍放开后，容易形成福利洼地，高端外来人口留在了当地，收入不高的低端人口则可能还要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徐增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