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

　　1954年，新中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但“文化大革命”中，这部宪法被修改，称为1975年宪法。“文革”结束后，1978年宪法仍未完全摆脱“文革”影响。1982年全面修订宪法，此后该部宪法经历了4次修正。

　　对话人物 陈斯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事了20多年的立法工作，参与了1982年宪法后的4次修正工作。作为宪法和宪法相关法的研究者和立法参与者，本报专访陈斯喜，回顾宪法历程、解读立法工作。

　　1 地位

　　以宪法为统帅 规范根本制度

　　1982年宪法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的保证。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1982年宪法。

　　新京报：怎么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宪法为统帅”的含义？

　　陈斯喜：这个的确是要进一步加以明确的，就是宪法起什么样的统帅地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宪法的法律效力来讲，它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有的法律法规都不能同它抵触；另一方面是从它规范的内容来讲，它是规范我们国家一些最根本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些最根本的问题。

　　新京报：也有人讲，宪法是否独立于其他法律部门之上？

　　陈斯喜：在法律体系研究过程中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有人认为从法律部门看，宪法与宪法相关法同属一个法律部门；有人认为宪法是一个起统帅作用的法律部门，是独立于其他部门之上的、统帅各个部门法的。所以，吴邦国委员长这次没有明确讲这几个部门的构成，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新京报：这种争论有什么影响？

　　陈斯喜：我们讲以宪法为统帅，是从宪法的效力和所规范的内容来讲的，至于是不是要把宪法独立于其他法律部门之上，这个问题主要是看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法律部门，倒不影响宪法本身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规定国家根本制度。

　　新京报：现行有效的宪法是1982年制定的，如何看待其地位？

　　陈斯喜：1982年宪法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的保证。改革开放后，我们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了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制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改革和完善了过去已有的制度，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1982年宪法。

　　说它是保证，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的不断推进，包括一系列制度的完善，都是来源于1982年宪法，得到了1982年宪法的肯定和支持。

　　2 体系

　　宪法4次修正可谓与时俱进

　　在改革过程中，宪法修正频繁一点是正常的，关键看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

　　新京报：1982年之后，中国4次修正宪法，有人说修改太频繁？

　　陈斯喜：应该说修正是与时俱进的，同改革开放同步的。1982年宪法肯定了改革开放，对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具体的制度、建设方向在摸索中，对有的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深化的。

　　最突出的例子，比如对国有土地能不能转让的问题，当时固守着不能出租的观念，所以1982年宪法还是坚持了土地不能出租，当时认为如果外国企业来中国办企业，只能与中国企业合资合作。但后来外国企业更希望自己办企业，这就出现了自己建厂房的问题，要自己租土地，这样行不行呢？是不是这样了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呢？

　　1982年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那么深刻，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认为这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只要国家在经济制度总体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其他形式的经济发展，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相应的，1988年就对宪法的这条进行修改，这样外企可以通过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办法来办企业，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才有大量外资的引入。如果继续守着土地不能出租的观念，就不会有那么多外商投资。

　　新京报：宪法和宪法相关法，在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后，还有哪些任务去完成？

　　陈斯喜：宪法肯定还要进一步完善，不少人也提出了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这可以在讨论中逐渐达成共识。

　　对于宪法相关法，将来主要是对现在已经制定的一些法律做相应的修改。目前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地方组织法的修改问题，将来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法，包括国务院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还包括全国人大自己的组织法，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完善、丰富。

　　3 发展 推进开门立法要建反馈机制

　　立法本身就是个妥协的过程，也是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不可能一部分人先知先觉就马上都能够反映到立法中。

　　新京报：立法中，有没有感到着急的时候？比如大家都认为需要立法，但法律迟迟制定不出来？

　　陈斯喜：从认识事物的规律看，总是有一部分人对某一个问题比较早就认识到了，他们也希望获得大家的认同，希望法律尽快作出规定或修改，在未能达到这个目的时，就会有一种着急感，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立法本身就是个妥协的过程，也是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不可能一部分人先知先觉就马上都能够反映到立法中。这就是我们讲的立法的超前性问题，立法要有一定的超前性，但不能太超前。别的人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不赞成，过于超前作出规定，是不行的。法律不是一两个人想怎么规定就能规定的，多数人没认识的时候，就很难变成法律。即使制定了法律，也很难实行。

　　新京报：近几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审议的法律草案全都公开征求意见，很典型的是去年的车船税法，立法机关很快把公众的意见公开，并和公众做交流。

　　陈斯喜：开门立法成效很好，肯定还要进一步推进。最近几年这方面发展很快，公开力度越来越大。吴邦国委员长的报告里提到了一点，要求建立健全对公众意见的反馈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就是对公众提出的意见要在梳理的基础上，对哪些意见是否被采纳要向社会反馈，至于具体做法，有关部门还要再研究细化。总的来说不是像过去那样，对各方面意见整理研究了就完了，还要反馈，这是个很大推进。

　　对公众公开征求意见的做法，上世纪50年代就有，但当时主要是用于宪法制定。80年代以后主要是宪法修改，还有一些基本法律的制定才公布。和整个立法数量比，只是公布了很少的一部分。现在要全部公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4 进程

　　扩大公众参与 制约部门利益

　　现在立法公开，扩大公众参与本身，就是为了使原来参与机会比较少的这部分群体，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

　　新京报：不少人批评立法中存在部门利益影响立法的问题，怎么看待？

　　陈斯喜：立法本身就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利益诉求在影响立法，这是正常的。

　　至于部门利益，首先是部门利益怎么界定，若是指政府部门的利益，我们的政府部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部门，它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政府部门也应该是这样，它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群众的利益就是政府部门的利益，群众的要求就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

　　现在立法公开，扩大公众参与本身，就是为了使原来参与机会比较少的这部分群体，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通过广泛的参与，就可以使原来参与比较多的群体得到平衡。

　　新京报：有的法律草案是由政府部门起草的，是否存在他们利用这种机会把自己的利益夹带进去？

　　陈斯喜：政府部门本来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但在实际中，他们因为掌握着法律草案的起草，在起草过程中把它不应该有的部门利益塞到法律条文中去。实践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这是影响立法质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针对这种情况，立法部门非常注意克服这种现象。但是，部门在起草时一旦把它写进法律条文，想再拿下来，相对来讲确实难度就会大一些。但立法已经在注意尽量避免把部门利益写入法律。如果注意的话，你会看到，这几年通过的许多法律，最终通过的草案跟它原来提出的草案有很大变化，有些变化就是制约部门利益的。

　　新京报：对于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立法机关怎么去平衡？

　　陈斯喜：归根结底就是靠民主。要有大局观念、要有政治观点，总的要求就是按照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发展的要求来判断。

　　A30-A31版采写(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杨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