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共产党人永远是时代先锋
这里是北京。
是党领导下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善之区，是古典与现代交辉中活力蓬勃的古都名城。
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在这里惊艳世界，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在这里宏图初展，崭新的世界城市从这里迈开脚步……今天的北京，正谱写着一曲前所未有的科学发展华章。
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著雄篇中，首都广大党员，用自己的汗水、心血和智慧，执着追求，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在京城百姓身边可感可享的点滴变化间，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时时可见，处处可见。
他们与岁月同行，栉风沐雨，攻坚克难。
他们与人民同在，甘为先锋，无愧楷模。
当村民们还不了解民俗宴时，他带头投资三万元装修自家门脸儿作为示范，当家家户户的民俗宴纷纷开张并日渐红火时，他家却没有营业
2003年国庆节，延庆县井庄镇柳沟村的火盆锅、豆腐宴开张了。村里十几家民俗户炊烟不断，忙得团团转，村党支部书记王双林家却大门紧闭，冷冷清清。
王书记可是全村头一个想到豆腐宴这个商机的，也是带头装修房子，申办执照的。可事到临头，怎么回事呢？
“现在名声小，客人少，我不能跟村民抢客源。挣钱的事儿，尽着别人先干。”王双林这样说。
“歪理！”媳妇不干了，“咱家装修花了三万多块钱！执照、卫生许可证都跑下来了，凭啥不干啊！”
也难怪媳妇不乐意。最早王双林想出民俗宴这个主意时，村里人顾虑重重——柳沟村一没名气，二不挨着景区，离着城区八丈远，靠什么吸引游客？再说，想做民俗接待就得重新装修房子，少说也得上万元。要知道，当时一家人外出打工一天才挣几十块钱，全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3000多元。“你说，砸那么多钱进去，客人不来咋办？！”
王双林也怕万一让大伙花了冤枉钱，心一横，他先把自己家装了——厨房镶上雪白的瓷砖，厕所改成水冲的，正屋的泥砖地换成地板砖，纸糊的顶棚全换成PVC板。干净，敞亮！
三万多块钱哗哗地搭进去，家里的存折一下就给取空了。等到民俗村开村，却不开张，凭什么？
原来，为了保证第一批开业的民俗户家家都有生意做，也为了让柳沟村一举成为过得硬的旅游品牌，王双林和村干部商量，决定先由村里统一分配客源：客人来了，村里设专人接待，平均分配到各家各户。
“这咱哪儿能开业啊？村里人会有想法的。”王双林反复劝媳妇，“咱是党员，就是不能往前抢。”
媳妇想不通，一赌气，饭也不做了，跑回娘家去。王双林就追到岳父家蹭饭吃。赔尽笑脸，什么埋怨话都乐呵呵听着。可只有一样，咬死牙关绝不开张。
村里民俗户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头仨月，村里7户民俗户的总收入达到8万多元。走在村里，家家都对双林媳妇挑大拇哥：“还是你家老王行！”媳妇的气消了。
第二年，村里民俗户增加到21户；第三年，35户……柳沟村的豆腐宴火了。
2010年全年，柳沟村共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收入2650万元，排在八达岭长城和龙庆峡景区之后，位居全县第三。
一个小村子，没山没水没景点，竟然能成了知名景区，村民都说，这全靠我们的好书记王双林。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90年来，无数像王双林一样的共产党员证明着，这一宗旨始终没变。
60多年前，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是飞出不朽名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地方。去年五月，堂上村关了矿，村里办起经济合作社吸纳劳动力。合作社只能招收383人，但富余劳动力有467个。谁上岗，谁不上？身有残疾的村党支部委员任金山主动放弃了上岗申请，把机会让给村民李进新、罗守军。
在霞云岭乡第一联合党总支，这早已是“铁打的规矩”。乡里有个“次序动员法”，四马台村、堂上村、大地港村、龙门台村和北直河村5个党支部的943名共产党员共同达成，共同信守。
什么是“次序动员法”？村里按照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村民代表，普通村民排列成序。但凡遇到急难险重的任务，像防汛、防疫、抗旱救灾，土地征用、地上物拆迁，安保服务，后勤保障，社会治安……都按照“顺序”，党员都要冲在前面；有了好事，比如福利调整、利益分配、社会保障等，就按照“倒序”，让群众先享受。
北京申奥成功后不久，朝阳区洼里乡洼边村的村民们就得到消息，要整村搬迁，为奥林匹克公园腾地儿。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村民们故土难离，谁也不愿意搬走。
“搬，我头一个搬。”站在老宅前抽完最后一根烟，72岁的老支书那忠带头在搬迁协议上签了字。
签完协议，那老爷子围着自家屋前屋后转了一圈又一圈。这座老宅生活了那家祖祖辈辈17代，老爷子自己就是在老宅里出生的。第二天，那家老宅在机器的轰隆声中消失了。那老爷子含泪远远地望着，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凭着老支书的好人缘、高威望，最终，洼边村380户村民在短短的21天之内全部在搬迁协议上签了字。
几代人眼里，洼边村是宁静悠然的故土，而今，奥林匹克公园郁郁翠翠，是北京版图上一块美丽的“绿肺”。
59岁的他身患癌症，但当什邡援建的重任摆在眼前，他磨着医生开了半年的药，大包小包地带着，上了前线
“给我开半年的药量吧。”2008年6月的一天，“老建设”栾德成坐在了主治医生面前，赔着笑脸。
“这不是胡闹吗？不要命啦你？！”平日沉稳的医生看着眼前这个“老病号”，差点吼了起来，“绝对不行！你吃了十几年的药还不明白吗？你这种病得根据身体情况，按时复诊，每两星期调整一次剂量。”
碰了一鼻子灰，栾德成扭身又去找了科室主任，软磨硬泡。“真拿你没辙。”科室主任带着老栾回到了主治医师面前：“就破例给他开三个月的吧。”
“真没见过这种‘走后门’的！”主治医师无奈地摇摇头，“简直是豁命了啊。”
几天前，59岁的栾德成从几十公里外的居庸关奥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场赶到北京会议中心，满头大汗。“现在，党组织征求你意见，能不能参加对口援建？”刚一坐下，领导就开门见山。
整个2008年上半年，老栾干的都是急活难活。3月份刚刚完成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建设的指挥任务，马上转去指挥6个奥运场馆的建设收尾。“5·12”地震后，他又加班加点在北京组织生产了6万套抗震板房，一天都没闲着。
听到问话，栾德成正了正身子，环顾四周。这是一间能容纳几十人开会的会议室，一小时后，在这里召开的专题会议将研究对口援建工作。他必须马上做出选择。
栾德成可以说“不”。早在1999年他就确诊为肾癌，左肾切除了四分之一，手术后成了“药罐子”，每十来天就得跑趟医院。
栾德成有条件说“不”。老伴也是癌症患者，88岁的老母亲瘫痪在床。无论为夫为子，家庭都离不开他。
栾德成有理由说“不”。岁数一大把，头发早就白了。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就退休了，何必跑到地震废墟上受这份辛苦？
然而，关键时刻，不正需要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吗？入党多年的栾德成，几乎毫不犹豫就做出了决定：“没问题，我保证完成任务。”
“那好，明天上午10点的飞机。”
就这样，栾德成带着大包小包的药，担起了援建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临时党委书记的这副重担。
援建中的辛苦，栾德成从未抱怨过一句。水土不服让他起了湿疹，奇痒难耐。援建重担让他彻夜难眠，加班赶工规划设计。人瘦了一大圈，皮带不得不几次重新打孔。
2009年6月底，什邡援建工作走上了正轨，栾德成回到北京，当时已是晚上12点，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直奔父母家。
白内障已经让栾德成的老母亲看不清终日惦念的儿子。她含着热泪，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抚摸着栾德成的脸和手：“儿子回来了？回来了就好。”
第二天，栾德成一整天都陪在母亲身旁，给她讲援建中的见闻，讲川蜀大地的趣事。老人家微笑地听着，一脸慈爱。
24小时后，老母亲安静地走了。弥留之际，她握着儿子的手，嘴角泛着一丝微笑。“老人家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可一直强撑着，那是在等我呢。”泪水在栾德成这个硬汉的脸上纵横流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内疚，可援建工作是我的职责，作为共产党员我别无选择！”
“只要说去灾区援建，不用开会，不用动员，党员们都抢着报名。”时隔两年，时任中建二局三公司党委书记鞠高德回忆起一批批共产党员踊跃报名的情景，仍然神情激动。
关键时刻，党员先上。有的党员刚结婚不到一个星期，有的党员家中有患病老人或蹒跚学步的孩子，有的自己身体情况欠佳，然而，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毅然站出来。
广青公路上的蓥华大桥是四川省灾后重建中最长的桥梁，全程要浇筑64根桥桩。那晚，北京城建道桥公司的项目经理郑民和他的项目团队刚刚打好两个桩孔，马上要进行混凝土浇筑。
突然间，老天变脸，雷电轰鸣，大雨像开了水龙头那样倾泻而下。郑民刚开始还打着伞，可没多久伞就在暴雨中被拧成了麻花。
当地工人吓着了：“几十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先停停吧。” 可验收完的桩孔如果不马上灌注混凝土，极易导致返工，拖延工期。
“就是下刀子，灌注也不能停！党员突击队，跟我上！”郑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13名队员紧跟着他冲进工地。
等两个桩孔浇筑完成，已是整整八小时之后。郑民和突击队员们人人一身泥水。他们洗把脸，眯一会儿，又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
共产党员、广青公路二期项目经理葛四清遭遇交通意外，全身三处骨折，硬是瘸着一条腿进山施工。他说，腿断了，可共产党员的意志还在。就是爬，也要爬到工地去，不能因为我误了工期。
共产党员段文博，身上长了个瘤子还不肯休息，被同事们硬架上回京的飞机，可手术拆线第二天他就返回了什邡工地。
共产党员张权，每天总比别人早起两小时，晚睡两小时，得了个“熬经理”的外号。他带领施工队仅用7个半月就完成4所学校3万多平方米援建任务，两个多月完成渔江村87栋民居结构施工，创造了奇迹。
……
援建是一部英雄史诗，是和平时期的战场。共产党员们冲锋在前，力为人先，播撒下首都人民一片深厚的大爱。
为了把拖欠十年的工资发还给22个农民兄弟，他们跋山涉水，行程3000多公里，一家也没落下，一分钱也没少
从北京到成都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从成都到射洪六个小时的崎岖山路，从重庆到奉节26个小时的颠簸水路……2009年夏天，门头沟区法院的三名法官开始了一次“长征”。(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位法官跋涉3000多公里，找到了分散在四川、重庆等6个县的22名农民工，把带着温度的血汗钱亲手交到每个人的手中。
34490块9毛，一分钱也没有少！22个农民工兄弟，一个也没落！
2001年，门头沟一家煤矿破产关闭，法院将矿厂拍卖后给农民工发还工资，可还有3万多元工资款的缺口。“法院尽力了，我们认了。”22名农民工离去时这句无奈的话，使得主理法官、老党员王淑霞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剩下的钱给追回来！”
2009年，这笔钱终于追回来了。可是，按照司法程序，当事人领款要在卷宗上签字确认。22笔执行款中最少的一笔只有三百多块钱，让农民兄弟从四川跑到北京来领款，连路费都不够，不是难为人家吗？
法院党组拍板：法官上门，亲自送到22人手里，必须一个也不落！
22个人，散落在四川和重庆的六个县。时隔九年多，很多人的地址和电话都已经变了，更有人连联系方式都没留下。这笔钱怎么个送还法？艰巨的任务落在了王淑霞、谢海和史炳庚这三位共产党员身上。
他们拎着重重的22包案卷上路了，打114，联系村委会、派出所，三位法官光电话费就花了600多元。
一路上，三位法官买过火车站票，坐过乡村司法所的摩托车，徒步走过十几里崎岖的山路，住过每晚十几块钱的简陋招待所，几十小时的路途间只泡一碗方便面果腹。所有辛苦，都只为了早一分钟把钱送到农民工手中。
当刚下地回来的农民工邓仕乐听说这些人是来给自己送十年前的那笔工资，肩上的扁担啪地掉到了地上。他颤抖着双手，接过有零有整的2130块2毛2分钱：“快十年了，我以为法院早就忘了我们。没想到啊！”
三位法官把党的温暖，深深地播撒在农民工心中。
熟悉北京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金超杰的人，都称呼他“金子”。不仅因为他姓金，更是对他那金子般赤子之心的由衷敬意。
在查办一项专案的关键时期，金超杰连续发高烧两周，领导强令送他去了医院。可还不到五天，他就悄悄出院了。同事石建华回忆说：“当时我们都怪金主任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他却说：案子正是关键时候，我不能生病！我住院了，案子怎么办？”
一次办案，需要24小时轮班值守，金超杰让同事排个时间表，好轮流回家探望。排班表送来后，金超杰一看把他排在了第一个，马上严肃地说：“你们觉得把我排在第一个，合适吗？记住，我永远是最后一个！”
然而，一位同事生病需要做手术，金超杰从找医生到安排看护，桩桩件件安排得细致入微。一名犯罪嫌疑人要押解回家，金超杰细心地注意到他家有个8岁的女儿，为了不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他派了两名女同志将孩子接走。
积劳成疾，金超杰突发疾病，溘然离世，倒下时年仅53岁。此时，他为了查案已经连续一个多月没有回家，更没踏踏实实睡过一回觉。当天晚上，妻子见到金超杰回家时大喜过望：“老金，跟你说点事。”“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太累了。”金超杰回答，但是他再也没有醒来，再也不能听见妻子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明天，是我们结婚26周年的纪念日……”
延庆县沈家营派出所所长祝建国牺牲在工作一线时，距离他的48岁生日还有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