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位，祝建国是事事“我来吧”的“老黄牛”，回到家，却经常被妻子责怪“上班一团火，回家一团泥”。去世前的几分钟，祝建国还在一边清扫派出所院内的积雪，一边和镇政府领导商量近期的重点工作。

　　祝建国去世的第二天，一名戴眼镜的中年女子来到他的办公室里，伏案痛哭。这位祝建国口中的“牛大姐”曾是延庆县有名的上访人员，11年来，祝建国有空就去她家里谈心。“他从来没一句恶言恶语，而是从心里关心我。”牛大姐哭着说，“好兄弟，你走得太早了啊。”

　　非典肆虐时，她争着护理病人；染病后，她一次次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艰难地写下对自己病情的分析和诊断

　　距离2003年的春天已经过去了八年，李晓红网上纪念馆犹在，银色的烛光在广袤的网络空间永恒地闪耀。

　　2003年3月26日早上，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收治了一名高热病人，李晓红原本已经申请了休假，见情况紧急，又返回了工作岗位。

　　“把这个病人治好，我就休假！”李晓红执拗地对医院党组说，“科里人手紧，病号多，我是党员，怎么能当逃兵呢？”

　　收治这位病人的第5天，李晓红被非典病毒感染。她开始高烧，一夜用了整整一瓶酒精来退烧。31日清晨6时，她把最后一点酒精抹在额头上，让皮肤摸上去沁凉，同为医生的丈夫刘会昭相信了她已经退烧，两人结伴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

　　这一走，李晓红就再也没有回来。

　　她很快高烧到39℃多，科里也相继有10多个人开始发烧。为了及时切断传染源，上级决定把医院所有非典感染者全部转移到京郊一个隔离点治疗。由于担心隔离点医疗条件差，大家抵触情绪比较大，都不愿意上车。正在这个惶恐、犹豫的时刻，李晓红带头第一个登上了汽车。

　　为了全力抢救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各级领导机关千方百计联系治疗条件好、医疗水平高的医院床位。

　　4月1日，四个转院名额；4月4日，五个转院名额；4月5日，又腾出了一个宝贵的床位。李晓红的病比谁都重，但是面对宝贵的转院名额，她一连三次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4月6日中午，第四批转院指标一到，医院领导不再征求意见，强行把李晓红转走。

　　住进医院后，李晓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机把治疗方案发送到总队医院，为治疗工作提供帮助。直到牺牲，她先后7次为隔离点提供治疗方案和自己的建议，用生命写下了一张张宝贵的处方。

　　转院的第4天，她的呼吸已经极度困难，医生给她上了呼吸机。她不能说话，就在医生查房时艰难的在纸上写下：“如果有什么新药要做试验，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拿不准的，就先在我身上试一试。”

　　4月15日，去世前十几个小时，李晓红以惊人的毅力艰难地在纸上写下对自己病情的体验和分析，歪歪斜斜的上千字诊断，成为治疗非典的重要参考。

　　4月16日凌晨3点半，李晓红被非典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弥留之际，晓红用颤抖的手指，吃力地按下手机按键，给近在咫尺却再也无法言语交流的丈夫写下了最后的话：“嫁给你，我不后悔。做一名医生，我不后悔。”

　　李晓红去世四个小时后，刘会昭向上级递交了一份再上非典一线的《请战书》。他一字一句地把这份《请战书》读给晓红听，丈夫的泪水打湿了刚给晓红换上的崭新军装，她再也听不见了……

　　生与死的考验，时刻徘徊在医护工作者的身边。舍生忘死，是一种道义担当。义无反顾，更能衬托出一个人的刚毅和坚强。

　　在北京儿童医院，有个响当当的“贾立群B超”。这不是什么特殊的检查仪器，而是一位大夫因医术高超赢来的口碑。

　　儿童医院每天要接诊来自全国的患儿，很多家长连夜带着孩子横七竖八睡在走廊里。为了他们，贾立群给自己立了长长一串规矩：第一，中午不吃饭，省出时间多看病人。第二，只要外地家长拿出第二天的车票，无论多晚都加班把B超做完。第三，无论休息日还是节假日，24小时随叫随到。第四……

　　贾立群守着这些承诺，20多年从未食言。

　　一天深夜，贾立群匆匆走进B超室，细心的护士小刘发现，贾主任的脸色似乎格外疲惫。后来，小刘才听说，这一天本来该贾立群休息，但他在那天被叫来医院15次，最早一次，天还没亮。最晚一次，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半。

　　有一天，贾立群腹部清早起就有些隐隐作痛，后来逐渐变成剧烈的疼痛。他还坚持着给患儿做B超，汗珠一滴滴从额头渗出，再滚落下来。

　　等到四五个钟头后。贾立群才抽出工夫去看急诊。大夫用不解的眼光打量了他半天：“阑尾都穿孔了，你还是大夫呢，把自己都给耽误了。”

　　要知道，腹部B超诊断正是贾立群的看家本事。他正是为了患者，才耽误了自己的病情。

　　医学上，疼痛的最高等级是12级，阑尾炎是第11级，那几个小时，贾立群是怎么忍过来的，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20多年来，贾立群诊断过至少10万名患儿，被同事们称为“B超神探”。他高超的医术和敬业的精神，成了家长们口口相传的品牌。这是共产党员的品牌，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员的最高认可。

　　他们是生命科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师生三代，当年是老师谢绝国外著名研究所的挽留回国，今天是学生舍弃哈佛大学实验室的邀请回国，老师的老师说，他们都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老师，我决定回国了。”梅品超屏住呼吸，等着电话那头的反应。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分子遗传学家沈岩握着话筒，沉默半晌，轻轻说道：“回来就好。”

　　对于梅品超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舍弃哈佛大学实验室的邀请，回到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做一名教授。时常有人问梅品超：“是沈老师让你回来的吗？”他摇摇头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我知道老师心里很高兴。”

　　梅品超不知道的是，他老师的老师也很高兴。

　　“梅品超是个百分百做学问的人，我知道他会像沈岩一样学成回国。”梅品超的“师祖”吴冠芸微微偏着头，抿着笑，陷入回忆。

　　1980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来了一个刷试管的技工——共产党员沈岩。他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路有点瘸，不过刷试管最快最干净。

　　没过多久，沈岩遇到了授业恩师吴冠芸，一位在上世纪50年代就加入党组织的老共产党员，中国开创产前基因诊断第一人。

　　“他每天做完清洁，就静静站在一旁看人做医学实验，晚上自己还去上夜校，这么勤奋的孩子为什么不给个机会？”吴冠芸开始手把手地培养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沈岩。而沈岩也不负师恩，艰难而执着地完成了从技工到技术员再到研究员的“三级跳”。

　　1990年起，吴冠芸先后举荐沈岩赴荷兰、法国著名医学研究所深造。两地争相挽留沈岩，却一再被他拒绝。

　　回国后，沈岩在世界范围内率先鉴定出DSPP基因是遗传性乳光牙本质致病基因，国际权威杂志《自然遗传》为此发表评论称，“定位克隆取得成功不再是西方科学界的专利”。

　　在2009年的一次慈善晚会上，师徒重聚，热泪盈眶。此时，沈岩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冠芸则是两鬓斑白的退休教授。

　　“不是您，怎会有我沈岩的今天！”

　　“送你走时，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报效祖国。”

　　“人才辈出，则国家富强。祖国培养人才，人才回报祖国，这是最好。”吴冠芸欣慰地感叹，自己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都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北京，中关村都承载着一个理想。

　　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之国后，中国需要向世界证明，她有能力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和最完备的科技创新和高新产业培育体系，有能力从一个追随者变成一个领跑者。中关村，肩负的正是这样的责任，共产党员的身先士卒精神和信仰理念的召唤在其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年如果没有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专家回国，我们中国也不会有现在的国际地位。绍伟，如果你能回到国内，我辈一起努力，我相信中国定会成为卫星导航的强国。”北斗星通的领军人物周儒欣在给韩绍伟的第一封邮件中这样写道。

　　可邮件发出后石沉大海。韩绍伟在美国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让他放弃一切，回国创业，一时之间难以抉择。

　　周儒欣一连给韩绍伟写了五封信，甚至亲自飞往美国，当面表达诚意。2009年2月1日，韩绍伟终于被周儒欣的真诚所打动，毅然踏上了回国归程。

　　在周儒欣、韩绍伟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北斗星通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导航芯片，具备了国际一流水平。 

　　“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和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党员必须带头走在前面。”周儒欣说，“在革命年代如此，在建设年代更是如此。”

　　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师高松，党龄27年，埋头科研岗位25年。他率先报道了世界第一例同自旋的单链分子磁体，先后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使北大化学学科排名位居世界前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房建成，带领一支仅有5人的团队，向磁悬浮飞轮技术发起冲击，终于突破了核心技术瓶颈。国外的磁悬浮飞轮研究都是先从一个自由度开始做起，而他们一起步就瞄准了五自由度。“谁也没想到，我们从零开始，反而一猛子扎到了时代的最前沿。”房建成说着，开怀大笑。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岁月如何更替，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总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

　　他接过父亲的班，成为一名出色的炉前工。当首钢迎来产业布局搬迁的时候，他又第一批报名来到曹妃甸，炼出了新钢厂的第一炉钢

　　看看张新国的双手，大大小小的疤痕有30多个。这些是他20多年炉前工的岁月痕迹。铁水的温度在1200摄氏度以上，一溅到皮肤上，“刺”的一声，马上就是一个泡。张新国的两只手臂随处都是一个个细小的疤。

　　这些伤疤，是张新国苦苦争取来的。

　　1982年，张新国刚进首钢时，分到的是全厂最轻闲的活儿——司炉工。他只干了三天，就找到组织要求换到高炉前工作。同事劝他：“很艰苦，而且工资待遇是一样的！”可执拗的张新国认准了这个理，找到领导软磨硬泡，终于当了一名炉前工。

　　张新国的父亲张小锁就是首钢工人。张新国打小就总听爸爸唠叨：“你看人家谁谁谁，入厂没两年就入了党，技术水平最高，废品最少，能给国家节约多少资源？！”“你看人家谁谁谁，设备维护得特棒，能给国家多炼多少钢？要不怎么是共产党员呢！”这些“谁谁谁”，张新国都不认识，可父亲羡慕的人，他也就跟着崇拜。

　　张新国记得，1960年的一天，父亲下班非常高兴，叫妈妈给打酒去，再多炒几个菜。等全家人凑在一起，父亲端起酒杯痛快地喝了一大口，对大伙儿说：“我入党啦！”父亲幸福的神情，张新国一直记忆犹新。

　　自打来到了高炉旁，张新国暗下决心，也要成为别人嘴里的“谁谁谁”。为此，他炼钢不仅用力，更用心。1985年，张新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5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就在那年，首钢迎来了产业布局的搬迁调整。

　　2005年，首钢曹妃甸厂区开始建设，吹沙填海，一片荒凉。当厂里动员工人去曹妃甸工作时，放弃北京舒适工作条件，率先报名的是共产党员；2010年，首钢石景山厂区停产，几万名工人面临转岗。厂里列出了11条分流去向。一圈调查下来，主动申请去别人不愿去的地方，把好去向留给别人的，是共产党员。

　　2008年6月，张新国所在的三炼钢厂派出了第一批去曹妃甸的钢铁工人，当时，从唐山到曹妃甸的高速公路还没修通，他们折到唐海县后才沿着一条40公里长、被大货车轧得坑洼不平的道路到达曹妃甸，就是这40公里，颠得大伙儿股骨生疼，到最后都不敢坐下来。

　　当时，岛上的基础设施还没建好，寸草不生，一片荒芜。强烈的海风隔几分钟就来袭一次，鼻子里、耳朵里、嗓子眼里……到处是细小的沙子。

　　几个月后，新钢厂炼出了第一炉钢。曹妃甸沸腾了，鞭炮齐鸣，大家用矿泉水当酒，举杯庆贺，大伙抱着，跳着，庆贺新首钢第一炉钢的诞生！

　　张新国抹去激动的泪水，立刻给父亲打电话：“爸，炼成了！”80岁的老父亲甚至没有向他道一声辛苦，就马上转头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伴儿，炼成了！炼成了！”

　　而今，首钢原位于石景山区的钢铁主流程全部停产，但位于唐山曹妃甸的新钢厂却蓬勃兴盛。

　　冬天的海风硬得能砸人，不知不觉间就能把人吹病。可位于曹妃甸的新京唐钢厂里，人人都知道有个30岁的妈妈田志红，在寒冬腊月把襁褓里的宝宝带在了身边。

　　首钢技术研究院炼钢专业首席工程师、共产党员田志红一直担任京唐钢铁厂炼钢组组长，2009年12月份，京唐公司高级别管线钢开发的关键技术到了攻关时分。当时，田志红的孩子只有两个半月大。

　　工厂的生产就是命令，田志红提前结束了产假，带着小宝宝奔赴曹妃甸，带领课题组开展攻关。

　　“真舍得啊？”有人问田志红，“把两个多月的孩子带在身旁？”她只是笑笑：“让孩子经历海风的洗礼，不也很好？”可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辛苦，又有谁知道？田志红在当地租了一个两居室。白天在单位埋头苦干，晚上回家再忙家务，半夜还要起身喂几次奶。

　　背着电脑去外地边充电边工作的老党员夏长林，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党员陈冀春……在首钢实现华丽转身的过程中，无数共产党员为之辛劳，为之努力，书写了一部部壮丽的诗篇。他们承载的，是一代代钢铁人的期盼。他们参与的，是首都产业升级换代的历史使命。

　　她是一名高校党委书记，刚刚到任时，迎接她的曾是一片怀疑声。三年后，当她面临工作调动，几百名教师联名上书挽留

　　2006年下半年，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师展开了一次“争抢”，目标是时任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张雪。

　　2003年冬天，从首都师范大学调到中国音乐学院时，迎接张雪的是一片质疑声：“一个外行，想管内行的事？”

　　整整一个寒假，张雪一天都没有休息，白天工作，晚上接待群众来访，抽空拜访离退休的老教授……办公室里堆了高高的一摞笔记本，每一本都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事项，大到党建、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学生培养，小到食堂哪道菜咸了、哪位老教工的生活补贴少了几块钱……每办完一件，就划去一件。

　　三年来，中国音乐学院群众对党员的满意率从不足50%跃升到96.7%，张雪也赢来了“雪书记”这个亲切的称呼。

　　2006年下半年，首都师范大学领导班子换届，上百名教授专家联名写信，请求将张雪调回首师大。“‘雪书记’要走？”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急了，也联名给教工委上书，信尾长长地缀了几百个名字，还有80多岁的退休老教师拄着拐棍，大老远顶风冒雪赶来签名。

　　李文珍是惟一没有在联名信上签字的老师。她说，这个名我不签，“雪书记”太累了，我看着实在心疼，也许到首师大能轻松点？

　　回到首师大，张雪还是一样忙碌，每天工作起码十四五个小时，加班到凌晨是家常便饭。几年下来，首师大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了17项新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社会贡献力大幅提升。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拖垮了张雪的身体，2009年底的一次体检，张雪被查出癌症。为了不耽误工作，她3个月后才向学校和家人说出实情。就在临去住院的当天，“雪书记”还在安排新学年的工作。

　　直到现在，首都师范大学二层最东侧的办公室灯光还经常亮到午夜。“‘雪书记’还忙着呢。”人们路过时都会摇摇头，动情地说。

    张雪，是无数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之一。“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已经内化为千万党员的行动宗旨，深深地刻在他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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