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校长：大学毕业不能太容易
给学生创新空间，让教学“去行政化”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执行校长、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校长谈教育方式
缺少“一流的人才”
本刊驻以色列特约记者 罗旻
本刊驻德国特约记者 张宏
“如果说教育公平主要解决的是‘有学上’，那么教育质量主要解决的是‘上好学’。”2010年2月28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说。他进一步解释到，“上好学”就是要用“一流的教育”培养出“一流的人才”。
中国大学急需培养出更多“一流的人才”，几乎是全社会的共识。今年两会期间，一位网友在新华网留言说：“目前高等教育的规模比民国时期多了几百倍，高等院校的环境比起欧美来毫不逊色。数量和硬件上去了，为什么质量上不去？我们的大学为什么没有了民国时期那些大师？为什么没有西方大学比比皆是的诺贝尔奖得主？谁能够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在采访中，国内教育专家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答案：教育方式存在问题。
清华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生导师举了两个例子。该校计算机系曾有位博士生主动申请退学，原因是不满博士生必须发表4篇论文才能毕业的规定，他说“我不是一个中国教育操作系统下优良的程序”。此事引起了许多清华学生的共鸣，纷纷在校园论坛上发帖支持，认为不分学科、不分情况，一律把论文数量作为博士毕业的门槛，这个标准实在有失偏颇，只能“逼”走很多优秀的科研人才。另一个例子是，该校美术学院曾有位教授，连续几年招收不到心仪的研究生。因为最有艺术天赋的学生，往往政治、英语两门课考不好，结果不能被录取。没有学生可带的教授十分痛心，只好辞职，他实在不明白跟艺术关系不大的政治和英语，怎么就能决定艺术天才的命运。这位博士生导师最后不无遗憾地说，像这些被中国教育方式否认的学生，仅是清华，就为数不少。后来，他们不少人去了国外上大学，很快就成为科研人才和艺术人才。
大学老师也深受教育方式之苦。上海某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曾主动约见媒体，讲述了他做一个科研项目时，是如何跟行政部门打交道的。“跑断腿、磨破嘴、赔尽笑脸、哈弯腰，找十几个部门，盖十几个章。最后项目完成了，算一算账，做研究的时间还没有跑行政部门的时间多！搞文史哲研究的老师，借一本珍本、善本图书，要打报告写申请，得等上十天半个月，你急他不急。一个人的学术生命能有多长啊，就这样白白浪费掉。评价一个老师的好坏，也是一整套行政化的指标，担任了什么职务，参加了多少会议，发表了多少论文。你有没有用过心教学生，有没有静下心做学问，谁也不知道。在中国的大学，想做学术怎么就这么难呢？”
教育专家们把上述弊端归纳为：对学生，重视“考进”，轻视“教出”；重视论文，轻视水平；重视服从，轻视创造，所以很难出世界一流的学生。对老师，一言以蔽之，用行政管理学术，所以很难出世界一流的大师。
改变大学教育方式，让学生“上好学”，让老师“教好书”，已是中国大学的当务之急。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听听国外一流大学校长们的看法和建议。
中国学生不善于突破
有人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个民族，就是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以色列，虽然国家很小，但高等教育很发达。以特拉维夫大学为例，这所以色列规模最大的大学，培养了大批以色列领导人、经济学家和文化艺术名人，在中东地区享有盛誉。该校执行校长谢爱伦教授，毕业于希伯来大学历史系和牛津大学哲学系，是著名东亚问题专家，与中国交情深厚。巧的是，他还是记者的邻居。近日，他在家中接待了记者，畅谈他对中国大学教育方式的看法。
环球人物杂志：在与中国高校的接触过程中，您觉得中以之间在教育方式上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
谢爱伦：中国现行的教育方式，更加具有纪律性和计划性。中国是一个自上至下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可以对整个教育过程做出明确的规划，规定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该怎么学。以色列在这方面就松散自由得多。
环球人物杂志：大学最应该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
谢爱伦：我们把学生掌握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能力放在首位。
不过，我想提醒中国一点，中国学生相对年轻，进入大学时刚刚18岁，甚至还不到。这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不一样。以色列的学生在完成12年强制教育后，到了18岁就必须到军队服役，一般是两三年，有的甚至四五年。他们从军队出来，一般都先去欧洲、美洲或者亚洲旅行。军队和国外的阅历，让他们成熟起来，当他们回到国内开始大学学习时，已经知道什么是他们必须掌握的。可中国年轻的大学生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就给大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要全面引导他们。比如，在“做人”和“做学问”的平衡上，以色列的大学不需要考虑怎么教学生“做人”，他们已经是合格的公民，而中国的大学需要把教导年轻孩子“做人”作为主要任务。
环球人物杂志：以色列的大学拥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中国到目前仍然没有一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谢爱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育传统，但我刚才讲过，这里可能有个问题，中国更偏向一个纪律性和统一性的社会，这种状态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一些科研人员的潜力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相应的，这造成了教育方式的问题，中国学生比较保守和传统，更加重视“被教育”的东西，而不善于突破。中国的大学在创造性研究方面还有一段路要走。
还有一点，新中国的历史毕竟不长，62年。改革开放才30多年。相比美国、欧洲等地已经有上百年研发传统的大学，中国在推动高校的研发方面可以说刚刚起步。尽管你可能认为，以色列也很“年轻”，但是，不要忘了，以色列的犹太人来自世界各地，很多来自美国和欧洲。当他们回到以色列后，他们保持了研发与创新的传统。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中国大学应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谢爱伦：我认为创新精神无法单独由学校教育完成。创新精神首先是一种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实际上不单在学校，更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因为学校与社会是相互影响的，脱离了社会环境，在一个缺少创新传统的文化氛围里，大学的创新意识就很难形成。
以色列有这种文化传统，又是一个很“实际”的国家，犹太人必须创新才能进步，因此创新是普遍意识。中国在已知领域里，可以做到很好；但在尝试性的、未知的领域里，整个中国需要多一点冒险精神，多一点对未知世界的兴趣。这不仅仅是中国大学的任务。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大学教师除了教学，还必须发表论文，并且这些论文跟一些行政待遇紧密相关。您认为“教学生”和“发论文”，哪一个是评价大学教师的主要指标？
谢爱伦：优秀的研究能力对大学教师来说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教学能力。大学教师首先是研究者，当然要发表论文。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对教师进行评估，会根据每个教师发表论文的质量、参加国际会议和活动的质量来评价教师。
不过，研究者的水平是综合的，不能简单只看“发论文”。以色列在“提拔”教师时，还有很多学术指标，需要他在研究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大学毕业不能太容易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始建于1402年，是德国校史第三长的大学，也是德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第三多的大学，共走出了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现任校长阿弗莱德·弗切尔是一名物理学家，近年来对中国的发展比较关注，他爽快地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环球人物杂志：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您认为一节课有多少学生合适？中国大学一节课经常有成百上千的学生听课，一学期下来，老师都不认识几个学生。这样的教育方式对教学质量有什么影响？
弗切尔：这种情况，德国并不陌生。根据2010年的统计，德国大学学生和教授之比是53.5：1，这个比例在德国算非常高了。但我不知道中国的具体比例。这样下去，学生和教授的接触时间会减少，没有互动，没有答疑解惑。
所以，德国采用别的方式来保证教学质量。我们把大学分为讲座课、练习课和研讨课。前两种课没有门槛限制，大型讲座课一般人满为患，有时五六百人一起参加，练习课的人数略少些。但小型的研讨课会有严格的门槛，上课人数控制在20人左右，保证每个人深度参与某一课题的研究和讨论。所以，一个教授的科研精神和思维方法，可以在研讨课上得到充分传递。现在研讨课也很热，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报上名，学校只好采取加课的措施，尽可能让教授们多上研讨课。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中学生为了考一个好大学，被老师和家长管得死死的。但进入大学后，毕业却很容易，所以一进大学就松懈。该怎么改变这个弊端呢？
弗切尔：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中德两国大学的一个差异是，在中国有大学准入考试，而德国没有。德国大学生进入大学，意味着挑战刚刚开始，距离毕业，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德国大学生们要真正地在大学开始学习和实践。如果耽误了学习，就会影响到毕业。这应该就是和你们相反的“宽进严出”吧。
大学毕业确实不宜过“宽”和过“易”。要改变这个弊端，最好的办法还是在大学推行严格的考试。不得不说，分数始终是评判一个学生的刚性标准。无论在哪国，好的分数总是意味着好的求职机会。
一条漫长的道路
通过对以色列和德国大学校长的采访，我们看到一组鲜明的对比词——中国教育的标志是纪律、服从、考试，外国教育的标志是自由、灵活、创新。但值得深思的是，两位校长并没有全盘否认中国教育方式，相反，在采访的最后，他们对中国教育的严格、严谨表示了尊敬和借鉴之意。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前段时间轰动中美两国的“虎妈事件”。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写了一本《虎妈战歌》，介绍她如何以中国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骂女儿垃圾、要求每科成绩拿A、不准看电视、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等。这在美国引起轰动，《时代》周刊称她让“全美国上下反思育儿观”。
对此，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文化学者钱彤等人认为，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教育方式，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给学生创新空间、让教学“去行政化”，西方也在向我们学习让孩子吃苦、给大学提供政府支持。但无论是培养创新精神，还是“去行政化”，中国教育方式的转变，都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一个综合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付出十年乃至数十年的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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