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官员财产申报公开试点悄然折戟

　　　胡余仙，现任共青团磐安县委书记、党组书记，拟任乡长人选。 女，汉族，1982年2月生，浙江磐安人，200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来源：中国磐安网

　　张红林，现任双峰乡组织委员，拟任乡镇党委副书记。男，汉族，1979年6月生，浙江磐安人，200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10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日前，浙江省磐安县推出干部任前财产公示，将“官员有多少财产”这一老问题再一次推入了公众视野。该县14名拟提拔任用的县管干部都被要求在任前申报个人及家庭房产、车辆、收入、投资四部分情况，并于9月20日到9月26日期间在“中国磐安网”上公布，接受群众的监督。

　　磐安县的探索在浙江省内尚属首次。而从全国范围看，各地政府均在不断探索和试验。一些长期关注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研究者认为，基层政府进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探索值得鼓励，但也暴露出“缺乏可持续性”和制度设计不完善等局限。

　　多次官员财产申报公开试点悄然折戟，让人不禁要问，一项公众期盼的反腐制度为何难以持久？制度形成长效机制的难点在哪？官员财产公开透明还有多远？

　　“公示就公示，没做亏心事，怕什么？”

　　据了解，此次磐安县公示的内容主要有：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基本情况；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2011年收入情况；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的房产情况；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拥有私家车情况；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的1万元以上个人存款情况；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的单笔数额2万元以上的债权债务情况；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名下房屋出租出售、投资入股(股票、证券、基金、期货)、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企业收入情况；本人认为需要申报和说明的其他财产或收入情况等。

　　从房产申报及官方掌握的情况看，14名公示对象中，拥有3处房产的2人，拥有2处房产的4人，拥有1处房产的6人，无房产的2人。其中拥有3处房产的两人中：其中一人两处房产属于夫妻双方长辈赠予，另一处房产属购买；另一人一处房产是2000年的自建房，一处是女儿在外地读书购买的单身公寓，另一处房产属购置。经初步审查，所有公示对象购房资金来源为公积金贷款、亲戚朋友借贷等正常途径，无违反限购令和参与炒房的情况。

　　此外，参与申报的14人中11人拥有轿车，并且都是近两年购买的紧凑型家庭用车。从投资及收益申报及掌握的情况看，14名公示对象本人均无利用职务之便在外投资入股等行为。

　　在此次公示中，磐安县新闻中心副主任虞晓峰因为拥有三处房产、一辆私家车而备受关注。对此，虞晓峰回应其财产总共加起来140万元，其中负债80万元，商业贷款还有25万元，跟亲戚朋友借款10万元。虽然自己的家底被公之于众，承受了不小压力，但作为一名公职人员，他还是十分赞同这项制度：“我觉得挺好的，把我们的财产如实地向社会公示，清清白白地告诉大家，我们也过小老百姓的日子，没有说我们手中有特权。”

　　磐安县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从总体情况看，公示对象个人及家庭财产与他们收入是相匹配的，在磐安县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干部群众是认可的，目前没有接到群众的举报或反映。

　　“公示就公示，没做亏心事，怕什么？”对于本次财产公示，多位参与者都如此表示。但也有人提出，光公示财产，却不公示债务，并不公平。“老百姓都关心我们有多少钱，但其实我们是普通人，也会有负债，这些却没人关心。既然要公示，不如把整个财务状况都公开，让老百姓看个明白。”

　　试点纷纷折戟沉沙的原因

　　有专家指出，磐安的尝试，是将以往的经验进行了去粗取精，有很大进步。目前最重要的是，这项制度能够走多久？毕竟，磐安的“前辈们”，如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等地区的财产公示多数已偃旗息鼓。

　　新疆阿勒泰被认为在官员财产公示方面开全国先河。当时的制度推行者、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吴伟平于2009年8月因病去世，3年后，阿勒泰已“不再按照原来制度做了，现在只有申报，没有公示”。

　　阿勒泰并不是唯一。位于中、东部地区的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地也在2009年开始实践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尤其是湖南浏阳，将拟提拔官员的工资收入以及大宗财产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当时被称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最彻底的模式”。

　　然而，湖南浏阳也没有坚持多久。2009年的官员财产公示已经偃旗息鼓，移交到了组织部。纪检和监察部门只负责查处申报不实。

　　试点纷纷折戟沉沙的原因，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主要是由于财产公示是对权力空间的限制和压缩，也是对官员利益的调整，存在巨大阻力，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也可能由此而陷入僵局，难以持续。

　　还有不少专家认为，一些基层政府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陷入停滞，重要原因是“缺少法律支撑”。在缺少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官员财产公示往往靠领导个人推动，领导一走，后续动作也就悄无声息。而且，没有法律的硬性规定，就会被理解成“可以搞，也可以不搞”。既然可以不搞，很多地区当然不愿去吃这只“螃蟹”。

　　更何况，基层探索的局限性决定，仅靠一个县市区建立起完善的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以及配套制度，难度太大。首先，申报后的审查和责任追究等，仅靠一个县市区是很难解决的。

　　基于上述观点，磐安县能走多远无疑令人担忧。该县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也坦言，目前的探索也只是在“浅水区”尝试。作为一项新举措，它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完善。他们也在考虑能否扩大公示对象的范围和公示内容，并用一种制度化的东西把它固定下来。

　　官员财产透明之路还有多远？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官员财产公开无疑是公众极为期待的一项反腐措施。事实上，我国官员财产公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87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提出。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其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至今没有出炉。

　　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10年，修订后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把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列入报告内容，还将收入申报制度与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合并，吸收了之前《收入申报的规定》的有关内容。但时至今日，仍未进入立法程序。

　　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有三个重要环节：一是公示环节，二是对于申报内容进行审查的环节，三是对于谎报、瞒报行为进行惩治的环节。但目前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只是向组织(人事)部门进行的内部报告，不是财产申报制度，也不向社会公开，“报告信息通常锁在相关部门的铁柜子里”。可以说，要么是缺少环节，要么是三个环节均有所折扣。

　　要解决官员财产申报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官员心理的转变是“第一道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冯刚教授认为，官员们应该明白，“一旦进入政府部门，就成为了‘政府人’，拿纳税人的钱，公布财产，这是他们应尽的责任，这就跟你要公布你姓什么是一样的道理”。

　　同时，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立法非常重要，这应该是一个法律制度上的东西，仅靠一两个试点解决不了问题。“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保障，还需要相关配套的东西。”比如对于不愿执行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官员，如何对他们进行处罚等。

　　冯刚也提出，类似磐安的拟任财产申报与公示，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公众更关心的，是其实际在任期间的财产收入。“还没有当官，这个公示没有意义。”

　　其实，与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韩国，其财产申报制度堪称典型，颇有借鉴意义。其财产申报制度早于1981年便已出台，由当时的总统全斗焕领衔制定颁布。在30年的风风雨雨中，韩国又陆续实行了金融实名制，并不断扩大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如今，“阳光法案”在普通公职人员的眼里，已成为一种自觉履行义务的习惯。

　　“其实，对于官员的财产，如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民间‘人肉’的倒逼机制，比如陕西的‘表哥’事件就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真正建立已经迫在眉睫，哪怕你不愿公开，也会有民间自发的种种措施倒逼你公开。”冯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