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1日，河南兰考县，袁厉害和收养的弃儿。资料图片

　　南都记者 张晗

　　1月6日0时许，袁厉害住院了。火灾后的40个小时，袁厉害接受公安问询、媒体专访，疲惫不堪。入院时，袁厉害血压达到180mmHg。接下来的整个白天，她几乎在昏睡中度过，偶而醒来会嚎啕大哭。

　　一场火灾卷走了7条生命，这场始自爱心的收养，终以极端的方式结束。袁厉害称，就像拽她的心一样。同样被拽动的，还有道义衍生的优越感、法律缺位的无力感以及在二者夹缝中未能完全尽责的政府行为。

　　走在法律前头

　　1月5日早8时许，杜鹏的家人又一次陷入焦躁之中。客厅昏暗，电脑一夜未关，杜鹏从这里寻找母亲袁厉害。火灾之后，袁厉害随着警察走了，一夜未归，且没有音信。

　　杜鹏的姥姥小声哀叹，“天灾人祸，好人没好报”；姨姥拍打手掌哭号，“我的儿呀”；舅舅试图让老人们安静，“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你们急着操啥心”；杜鹏默不作声，偶尔咳得似要呕吐。

　　“就不该要这些孩子”，作为发泄，同样的抱怨曾出现在袁厉害不断收养弃婴之时。

　　1989年，袁厉害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口摆摊，卖油条、烧饼、胡辣汤。兰考县儿童医院早前是县人民医院的妇产科，1988年入院的靳艳玲，现在是产二科主任，她记得袁厉害的食品摊。

　　靳艳玲回忆工作之初，医疗条件差，按时接受妇检的孕妇很少。孩子出生前，父母对其健康几乎一无所知。“死胎，有疾病的新生儿，都比现在要多。”有些死胎，由医院处理。

　　袁厉害帮忙处理死胎。一次，她发现一个孩子尚有生气，不舍他死，带回了家。这是袁厉害收养之始。

　　靳艳玲称，彼时，路边确偶有可见弃婴。“我就是想让孩子活个命”，袁厉害说，带回家的弃婴越来越多。

　　王丽兰是袁厉害的老朋友。她称，收养孩子伊始，袁厉害条件尚可。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她一个月有100多元收入，其时王丽兰每月工资才四五十元。

　　孩子越来越多。杜鹏回忆，1993年前后，收养的孩子有七八个。有的孩子是偶然捡到，有的孩子是被父母遗弃至袁家。这时，袁厉害亲生的三个孩子落生。《三联生活周刊》曾报道称，因孩子多，袁厉害把小儿子杜鸣送回丈夫的河北老家寄养，杜鸣一直对此不满。

　　中国的《收养法》最早于1991年12月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于1992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兰考县民政局长杨佩民称，法律出台前，民政部门对弃婴及民间收养，并没有好的办法，工作也不好开展。袁厉害走到了政府的前头，承担了政府该做的工作。在袁厉害24年的收养生涯中，这几乎是个常态。

　　油条烧饼生意的收入渐渐不再令人艳羡，县民政部门的工作几乎空白，袁厉害独自支撑，生活日渐艰难。1995年，袁厉害的家庭分崩，丈夫杜灵彪与袁厉害分居，不断收养弃婴是原因之一。这对夫妇关系若即若离，一些早期收养、现已成人的孩子在杜的老家打工。但婆婆过世，袁厉害未前往奔丧。

　　1月4日，杜鹏、杜鸣奔丧未归时，得知袁厉害家着火。这场火造成7死1伤，终结了袁厉害24年的收养生涯。

　　超越能力的收养

　　袁厉害短发、肥胖、嗓门大，外形颇有震慑力。农民出身的她，小学未念完就随着爷爷在县人民医院门口做生意。生活经验令她谙熟县城的生存之道。

　　《三联生活周刊》对袁厉害的报道称，有人看病，她能给医院说上话。她到医院看病，护士还找她帮忙调解宅基地纠纷。中介给买卖双方说价也找袁厉害帮忙。

　　凭着这样的能力，她在县医院改扩建的时候，用自家数间房子换得一间二层小楼———4日起火的房子。在县人民医院的门口，还搭了至少两间铁皮板房，做小买卖。

　　这样的活动能力为她带来一些收入，但用于养数十名小孩，仍显捉襟见肘。杜鹏称，孩子们是吃不上肉的，弄点菜弄点汤，饭就对付过去了。

　　《LEN S视觉》曾去探访袁厉害寄养孩子的地方。由于孩子太多无处安置，袁厉害在原郊区苗圃附近租了间棚子，将一些孩子寄养在此。孩子们就伴着垃圾堆生活。

　　袁厉害没文化，用着原始的方式放养着这群孩子。本着烂名字好养活的念头，孩子们的名字多由他们的病残而来，豁妮、白孩、哑巴、小丑、傻妮。适龄的孩子，袁厉害送他们上学，但放养沾染的习气改不掉。蔡姓邻居称，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们常会骂人，时而打斗。

　　这段时间里，《收养法》出台实施，后经过修正。该法要求收养人具备四个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根据第八条规定，袁厉害收养的是弃婴和残疾孤儿，不受无子女和只能收养一人限制。尽管如此，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李美姣称，袁厉害也不具备抚养教育这么多孩子的能力。但官方对袁厉害收养孩子的定性，数易其词，最早是非法收养，后改成私自收养，在5日的发布会上，又使用了不具备收养条件的说法。

　　袁厉害称，压力大时，她试图将孩子送到开封市福利院，但福利院不收。县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也曾表示，受属地和管辖范围所限，开封市福利院一度不接收兰考县的孤儿。

　　救助渠道不畅通，袁厉害只能自己挺着，施展她混世的能力。隔三岔五，她会到民政局要点东西。火灾后，李美姣翻出一份表格，统计2004年到2006年9月底民政部门对袁厉害的救助情况：5900元；1200斤面粉；6床被子；8件衣服；其他项目里包括130件旧衣服和4件方便面。

　　尽管有所帮助，但兰考县官方默许了袁厉害不断收养弃婴的事实，在切断袁的收养渠道、建立官方救助弃婴孤儿渠道上，兰考县的工作收效甚微。

　　送不走的孩子

　　目前，兰考县登记在册的孤儿有500名，这些孤儿享受每月350元的基本生活补助和五保供养金，几项补助综合，接近河南省民政厅规定的孤儿补助每月不低于600元的标准。

　　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们享受不到这样的福利。李美姣称，文件明确规定，类似袁厉害这种民间私自收养行为，孩子不能认定为孤儿。直到通过民政部门将孩子们送到福利机构，并有相关部门的证明，才可以通过福利机构申请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民政部门试图将袁厉害的孩子转到开封市福利院去，但并不成功，尽管民政局局长杨佩民称，近五年来民政人员跑了袁家80多次。

　　民政部门倾向于将这归结于袁厉害与孩子之间的感情深厚。袁家的生活虽苦，但袁厉害对孩子好，孩子喜欢袁厉害，这是街坊邻居们所能看到的。袁厉害也说，她舍不得送孩子走，孩子也不愿意离开她。

　　民政部2008[132]号文件《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国内公民私自收养，依据《收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动员其将弃婴或儿童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李美姣熟记这一规定，背诵时特意强调了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动员。从前者看来，孩子送不走的板子打在民政部门身上，有些冤；后者则说明，只允许动员，不允许强制送走孩子。

　　尽管如此，民政部门仍有机会让袁厉害将孩子送走，但上低保又帮了倒忙。

　　2011年，郑州阳光义工志愿者组织曾帮助袁厉害照顾孩子。他们发现孩子生活很差，想将孩子送到福利院。袁厉害不同意，双方的关系闹僵，志愿者向省市民政部门举报袁厉害非法收养。

　　袁厉害的许多孩子都没有到民政部门登记，这也不合《收养法》。但在这个关头，袁厉害迅速为20个孩子登记，并到公安部门注册了户口。凭着户口，县民政局又给20个孩子上了低保。这一过程，副县长吴长胜承认，确实有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地方。

　　事情至此，袁厉害的孩子似乎都有了名分。最终，在2011年9月，袁厉害答应送走5名最小的孩子，并保证不再新收养孩子。

　　兰考县公开承诺，建设弃婴临时安置点，安置袁厉害养育数年、难以割舍的孤儿，聘请幼师、医生、残障老师等对孩子进行身体检查和心理辅导。但这一承诺，在后来的行动中又被打折。

　　迟未建立的福利机构

　　2011年9月，袁厉害送走5个孩子之后，兰考县在县救助站内设置了弃婴临时安置点。救助站腾出了两间房，购置了10张上下铺的儿童床，挂了一块牌匾，安置点便有了。工作简单，却来得较迟。

　　但是，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们并没有到这里生活。之前寄养他们的“花园”条件太差，不许再用，孩子们便被转送到袁厉害的二层小楼里。后来，孩子们即在这里遇难。

　　弃婴临时安置点也打了折，当初承诺的幼师、医生、残障老师都没有配备。救助站站长聂杰称，如有弃婴临时安置，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顺便照管。

　　这段时间，兰考县开始希望建立一所综合性的福利机构，救助弃婴、孤儿、孤老。兰考县于2009年前后，通过发改委向国家申请项目资金，但一直没有审批通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允许地方建设，只是并不拨款支持。财力有限且没有申请到资金的可能，兰考县将自己出全资建设福利机构的计划搁置在一边。

　　临时安置点的设置，算是对福利机构未能建成的缓冲。县民政局长杨佩民称，自临时安置点建成，已救助了多名弃婴，并转送至开封市福利院。

　　另一边，袁厉害却还能收到弃婴，尽管她有所承诺。“能眼看着孩子死吗？”袁厉害说。这一年多来，她至少收到了两名弃婴，民政部门没有发现。最终，这两个孩子都葬身火海。

　　如果没有这场火，事情本似向好。袁厉害家旁边起了一座五层十户的自建楼。袁厉害帮忙张罗了建筑队，协调邻里的关系。一户自建房主称，事前答应袁厉害，事成了，给她两套约100平方米，市价约10万元的房子。

　　2012年12月，兰考县的申请得到批准，上级财政拨付县民政局90万元，用于建设一个有200-300个床位的福利中心。兰考县原计划在“十二五”完成前，建成福利中心。

　　但，他们的脚步还是行进得太慢。2013年1月4日8时10分许，火从袁厉害家着起来了。7死1伤，这是一次极端的告别。

(原标题：始自爱心 终于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