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9日，从上海北外滩绿地望去，江对面的东方明珠等标志性建筑隐在一片雾气中。早报记者 张新燕 图

　　早报记者 李伟

　　近期，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引发了舆论的集体关注，甚至将其置于“生存权”和“美丽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进行深度反思。在这股焦虑和恐慌中，早报记者专访了来自复旦大学的3位环境科学专家，了解他们对此次雾霾的看法。

　　学者们一致认为，面对雾霾和PM2.5，目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健全监测机制，在积累足够观察数据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治理方案。而PM2.5的治理之路，则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久。

　　中东部地区雾霾

　　主要系人为污染

　　东方早报：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雾霾天气，不少城市污染程度非常厉害，有人说这是史无前例的雾霾灾害，这个说法准确吗？

　　杨新：全国大规模的雾霾，并非第一次。这次出现雾霾的地区，包括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都长期受到雾霾灾害的影响。当然这次的特点是，PM2.5浓度出现高值，有些地方甚至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这确实是少见的。但我不能说这是史无前例，因为我们没有历史数据。据我所知，以前东部地区也出现过大范围的雾霾天气，但当时气象台对其的界定，是雾，或者说是雾霾，没有把其视作一种大规模的污染事件，而把它当作一种天气现象。

　　东方早报：为何此次多个城市都出现浓度高值？

　　王琳：这次出现大规模的雾霾，和大气扩散相关。冬季，在没有大风的情况下，不利于空气颗粒物的移动。实际上从PM2.5浓度变化趋势看，冬季本来就是一个传统高值期，因为气象上有一个逆温层，其高度在冬季相对夏季较低，逆温层就像一个地面上的盖子，导致颗粒物无法扩散出去，长期影响人类生活。

　　东方早报：是什么原因生成了这些PM2.5颗粒物呢？

　　杨新：PM2.5的来源，肯定是多种的。因为来源多，那么不同区域，甚至每一次污染背后，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可能都不同。但对于中国东部而言，雾霾的主要来源应该还是人类来源，而非天然来源。人类来源分为几大类，包括北方冬季供暖时燃煤的排放、城市中的汽车尾气排放，以及其他一些工业来源。比如这次北京的雾霾污染，根据北京环保部门的统计，主要来源是燃煤。

　　全国雾霾改变公众

　　对空气质量的认识

　　东方早报：PM2.5的来源复杂，是否意味着治理难度也很大呢？

　　杨新：是的，因为来源复杂，所以治理也就相当困难。而大多数颗粒物的来源是化石燃料。所以治理颗粒物，本质上需要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更多地采用清洁能源。

　　东方早报：这与我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似乎有冲突？

　　杨新：所以需要理念上的改变。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经济发展，现在则需要转变理念，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当然，这次全国大规模雾霾天气，某种程度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媒体、公众和政府非常重视，重视问题就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以前我们做大气污染研究，很多人不理解、不重视，他们认为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更主要是水和土壤的污染，而不是空气的污染。现在全国雾霾污染改变了公众对空气质量的看法和态度。

　　治理PM2.5需要

　　区域性联防联控

　　东方早报：伦敦治理雾霾用了将近半个世纪， 50年会不会也成为中国治理PM2.5的一个时间门槛？

　　王琳：治理PM2.5的时间，很难给出。伦敦用了几十年，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城市污染情况有关，这些和中国的情况都不同。但我觉得，治理PM2.5，任何显著变化都需要以10年为时间单位，真正治理得法，可能需要20年、30年，甚至更久。

　　东方早报：仅有政府的重视，就足以解决PM2.5问题吗？

　　包存宽：肯定不够。未来40年，推动中国环保事业的，应该是两股力量：一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行政力量体现在我们能够推出一些指标和干预，强制推行治理污染的公共政策。而民间力量，体现在民众环保意识的苏醒上，比如最近几年公众对PM2.5问题的关注。2020年我们将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将步入中产阶层，根据马斯诺的需求理论，出于对环境安全的关注与需求，他们将成为推动中国环保事业进步的重要力量。

　　东方早报：政府和公众都很重视PM2.5，但治理难度究竟在哪呢？

　　包存宽：治理PM2.5需要区域性联防联控，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比如，北京已经没有制造业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雾霾天气？的确，北京已经把制造业整体搬迁，但迁到哪里了呢？唐山和北京周边的城市，这些城市排放的颗粒物，依然会影响到北京，因为许多城市都连成片了。所以区域性大气污染重、雾霾天气明显，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以独善其身，而这也给PM2.5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

　　王琳：比如，复旦的监测发现，上海的PM2.5，有一些来自农业秸秆燃烧。实际上，上海是没有秸秆燃烧的，都来自周边地区。但上海政府无法去约束周边地区的农民，禁止他们燃烧秸秆，这就是行政上的难题，所以需要联防联治。

　　东方早报：为何政府迟迟没有拿出治理的细则和方案？

　　包存宽：目前，我们对雾霾的构成、机理、危害等还缺乏基础性的认识，从国家到地方的PM2.5监测体系，也是去年才刚刚建立形成。只有积累了多年连续数据，才能相应地去制定治理方案。否则，贸然地制定颁布政策细则，可能太过武断。

　　东方早报：数据积累要多久？

　　王琳：一个监测站对PM2.5进行数据监测，至少需要连续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出一个地区PM2.5浓度的趋势和变化。

　　东方早报：为何不同机构对同一个城市公布的PM2.5数据会有很大的差异？

　　王琳：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在做PM2.5的监测，数据上也有差别。比如有网友质疑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和北京官方空气监测数据为何不一致，因为前者仅对大使馆附近空气的检测，而后者是对多个监测点数据的综合，所以针对的监测范围不一样。

　　东方早报：之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大使馆用的是微量振荡天平法，而我国机构用的是β射线法，两种方法在描述PM2.5浓度上有很大的差别。这种说法成立吗？

　　王琳：主要监测方法确实有振荡天平法和β射线法，两者采取的原理不同，影响因素也不相同。但不能简单地说哪一种方法更好、更准确，两者没有优劣的差别，只是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你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安放两种监测仪器，可能在某一时刻测出来的数据有所差异，但长期来看，它们对空气中PM2.5的监测数据趋势应该是一致的。

　　上海PM2.5数值

　　近年来比较平稳

　　东方早报：复旦大学也有自己的监测站，目前的监测结果如何？

　　杨新：复旦对上海PM2.5的监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1999年，庄国顺教授就开始做一些离线监测，监测上海PM2.5的日浓度变化。2010年前后，我们开始做PM2.5的实时监测，目前上海PM2.5的年平均浓度在40到50微克/立方米之间，最近几年比较平稳，环保局的分析是略有下降。

　　王琳：需要强调，这个平稳是在我们的能源消耗持续增加的背景下，PM2.5浓度能够保持平稳状态，和上海推进脱硫脱硝技术有关系。另外，上海PM2.5的平稳情况，还得益于气候因素。上海靠海，是海洋性气候，四周又没有山，空气中的颗粒物很容易被吹走。

　　东方早报：作为推动环保的另外一股力量，民众应该做什么呢？

　　包存宽：老百姓首先应该重视空气污染问题，当出现雾霾污染，就尽量减少外出。出门时尽量采取步行和公共交通，拒绝私家车。而且我始终认为，民众自下而上的力量，才是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持续动力。

(原标题：“治理雾霾现在没法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