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所以，这是个关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汪玉凯：：好的。

　　汪玉凯：：这一串数字是讲了2008年到现在这五年整个检查工作的一些成效，总体上给出一个概念，应该说查处的力度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打击金融领域的犯罪，经济犯罪，股票债券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在这方面我认为检察机关还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汪玉凯：：这个问题曹建明检察长讲到如何用司法保护民生，包括拆迁，征地，通过司法保障老百姓的权益不被损害，尽管从最高检察院这样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全国检查系统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做了很多努力，做了很多工作，但着方面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现在我们每年上访所谓群体性事件，上访的事件70%—80%几乎和拆迁、征地有关。在拆迁、征地过程中一方面确实有老百姓的胃口越来越高的问题，要价可能过高，也有少数钉子户无理取闹，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更多的还是我们在拆迁和征地过程中确实自觉不自觉地有伤害老百姓权益利益的现象，特别一些地方暴力拆迁，采取了非常硬的强制措施来拆迁，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方面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这几年社会矛盾发生最主要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方面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主持人：：检察院在这方面它能起到一些什么作用？

　　汪玉凯：：检察院当老百姓受损了，作为案件控告以后，检察院可以维护老百姓的权益，但是很多时候老百姓不通过诉讼，老百姓通过信访，不通过司法来解决，而通过信访，老百姓信权力，政府拆我的房子，政府征我的地，我还得找政府去，大部分通过信访渠道。有些问题是可以通过法律司法渠道解决，这样我认为也符合一个法制社会，一个法制国家。过去我们信访行政解决问题，那时候我们法律不健全是可以理解的，走到今天法律越来越完善了，社会向法制国家迈进，这个过程中应该更多的减少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一些矛盾问题。一些问题如果很严重，我可以通过法律，司法程序来解决，可能更有章法。

　　主持人：：所以，如果你受到伤害，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寻找法律的救助。好，我们继续看。

　　汪玉凯：：公安部门是负责侦查的，监察部门是负责起诉的，法院是负责审判的，司法系统是一个分工的三个链条，互相协作，相互制约的。批准逮捕的260多万，查处290多万，不批准逮捕的还有不少，有些报的不准确，所以，从法律角度来把关，中间是不是量刑过度，或者情节不到被逮捕的地步。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李天一的案子，李双江的小孩李天一轮奸案，到底逮捕不逮捕，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未成年犯罪，是不是逮捕？也可能被释放？后来检察院前两天正式批准逮捕了。如果当时刑事拘留，刑事拘留也不一定都要逮捕，看犯罪的情节严重程度，是不是到逮捕的程度了，李天一最后正式被逮捕了，逮捕以后，他又让未成年人庭来解决，因为他没有成年，还不到18岁。这样的庭来处置他的案件，监察机构通过司法把关，起到这样一个和公安，和法院形成相互制衡的功能。

　　主持人：：讲到职务犯罪。

　　汪玉凯：：这段数据很关键，他讲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在打击职务犯罪方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个方面是预防腐败，尽量把它消灭在萌芽中，不要造成犯罪的事实。比如我们在工程领域，很多重点专项领域进行专项治理，工程领域是最容易权钱交易的，这些年在工程领域招标、投标，这个过程中尽量抑制职务犯罪。

　　第二，对职务犯罪本身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他刚才讲一共查处了县处以上一万九千多人，整个查处120多万，厅以上900多人，省部级查处判刑的30多人，调查的这五年接近上百人了，数量还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说明严还是说明？

　　汪玉凯：：反腐败的力度在加大，一直没有放松过，包括胡锦涛、习近平几任领导人都讲腐败亡党，如果我们在权力方面不能控制有亡党的危险。说明高层反腐败的决心是非常大的，但同时也说明腐败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腐败还在不断的扩大，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通过网络反腐，十八大以后，网络反腐异军突起，市民举报，我举报把名字点出来，包括网上这么多官员，包括房妹，房姐不是公务人员，房妹、房叔都是公务人员，他们被查处。网络市民举报以后快速被查处确实也是认可了网络反腐这样一种形式。

　　通过网络曝光一个官员，大部分腐败官员，陕西的“表哥”，微笑，一开始过来过去过来过去查的结果，现在出问题了，交到司法机关了，成腐败分子了。所以，腐败蔓延的势头还在蔓延，还没得到有效控制，这也最说明我们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们这个方面不能取信于民，不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官场的廉洁在好转，甚至出现大面积的腐败现象，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还不会提升，官员和公众的矛盾冲突还会进一步计划。所以，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主持人：：刚才还专门提到保护线人和保护举报人这样一句话。

　　汪玉凯：：对，这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如果我们不能对举报者的安全性有基本保障的话，我想社会力量的监督，公众监督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只有我们体制制度上恰当的保护监督人，甚至我认为做的好的话给一定的奖励，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全社会全民起来反腐的格局，这个格局形成以后，反过来又对腐败是很大的震慑力。就像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转作风，改善出行，改善国务接待，公款吃喝一下这几个月情况大变，高端消费业30—40%的营业额下降，形不成这个氛围了。反腐也是一样，动员全社会，利用网络都来对腐败进行监督，这就形成很大的震慑力，这个震慑力形成以后，反过来对权力的腐败是很大的制衡。

　　汪玉凯：：对司法权的监督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司法权不管法院也好，检察院也好，司法行政权，他们行使这个权力的过程中谁来监督它这是非常关键的。在西方国家主要通过所谓三权分立这种互相制衡的格局进行权力监督，比如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相互制衡的，通过相互制衡来约束司法权，我们国家很明显不实行三权分立，但是我们也有这三权，我们三权制衡通过人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最高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权，政府监督司法权、法院和检察院，这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体系。所以，在这个监督过程中人代会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人民代表大会它对司法权的监督非常关键，如果人代会能够强有力，能够有效地控制司法，防止司法的滥用，我想这是一个基础。第二就是发挥舆论监督，社会公共监督，人代会是体制内的，社会舆论，公众的监督就是体制外的，外部力量。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能保障司法权也在一个权力的笼子里运行，而别让它跑到笼子之外。

　　汪玉凯：：自身队伍建设，这是最基础的工作，不管法院也好，检察院也好，这两支队伍自身的素养，他的职业操守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不怀疑我们的职业素养，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专业化以后，不管是法院也好，检察院也好，补充进去的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都是专业化人才，这方面还是有保障的。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职业操守问题，我有法律知识，我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就业以后我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法官、检察官的职业操守，就像一个公务人员，你有没有官德，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看到很多腐败的官员能力很强，甚至一些地方做出很多业绩，开辟一番事业，但缺乏官德，缺乏道德约束，就走到反面了。

　　我不怀疑检察院也好，法院、检察院的高官都有个人的奋斗经历，都有过追求，甚至做出过业绩，但是当一个人的权力大到一定程度，如果缺乏有效约束是有可能走向反面的。所以，检察院的检察官队伍如果职业操守建立不起来，职业的检察官我应该如何的处事儿，我在执法过程中应该以什么行为约束他自身这是最关键的。

　　我举个例子，梁锦松，当年是香港的财政司司长，他是第三把手，他是一个政策制定者，他知道进口高档车要涨价，结果他就在进口高档车涨价以前先买了一辆，最后他把这部分钱捐给香港公益事业，又给香港社会公开道歉，香港社会不答应，结果他因为这件事情引咎辞职，永远离开香港官场了，他是跳水皇后伏明霞的丈夫。内地很惊讶，就因这件事儿辞职了，永远离开官场了，就因为知道信息我买一辆，也没有多吃多占，但是在香港看来是职业操守出问题了。就像一个检察官、审判官一样，职业操守决定很多事情就是不能做，就是比别人要求高，你要做了就违反了职业操守的约束了，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检察官了，不能在这个队伍呆了。所以，香港还有廉政公署，廉政公署里工作的工作人员对他职业操守要求非常高，一个人有一点儿瑕疵就得离开这个队伍，即使你现在表现很好，但你有过瑕疵以后就证明你不适合在廉政公署这个非常重要的岗位上任职，要离开。

　　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700万公职人员，还有这么多的审判人员，法官，职业操守这方面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职业操守是个道德问题，官德问题，无所谓的事情，不把它当回事儿，这恰恰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关于法律是一个方面的约束，职业操守是一个人内化内心的，我干这份儿工作，我应该如何对待它，我如何敬业，如何来约束我的行为。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缺乏一个最基本的职业操守、职业规范。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没有关于约束职业操守方面的？

　　汪玉凯：：我们也有行政伦理，官员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有这种制度规定，但是它往往流于形式，就像我们过去这么多对吃饭、招待、公款消费有很多很多制度规定，但这些制度大部分都形同虚设了，这样就起不了作用了。所以，职业操守是一个国家官员队伍素质、能力、人格的一个集中体现。只有一定的职业操守以后，你能力才能发挥得比较正，发挥到正能量方面，否则你就可能朝反面发挥作用。

　　主持人：所以，您更重视职业操守这方面。

　　汪玉凯：对，很重要，特别对法官来讲更重要。

　　主持人：和环保有关的案件，检查机构做的怎么样，有什么建议？

　　汪玉凯：这是非常重要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建设思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现在生态建设越来越重要了，环境保护，保护资源，成为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转变发展方式最终也体现在能不能善待资源，能不能有效的保护环境。环境影响每个人的健康，每个人关心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我们现在雾霾天气，老百姓出去戴着口罩，不是一个地方，大面积的雾霾天气，这种气候对人们出行造成很严重的影响。这个问题是我们过去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国家已经把生态建设、环保提升到这样高的高度，我认为我们从司法角度来讲要保护它，如何通过司法这样一种功能来促进我们能够提升环境保护意识，打击破坏环境犯罪，处置在这方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违规行为，这成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过去来看，我觉得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一个是环保部门是个行政管理机构。

　　主持人：它有没有处罚权？

　　汪玉凯：：它有一些行政处罚权，但是犯罪就要通过司法来解决，只有通过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这样一种有效的应用，一些严重的犯罪要通过司法来审判，司法来救济，两方面能够交替使用好，能够保护，有利于环境的建设，有利于生态的改善。从长远来讲，我认为我们不管是行政管理方面也好，司法监督也好，还要加大这方面的力度。过去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很多国有企业出现环境问题了，国有企业是国家的，背靠政府，我们行政处罚方面也好，甚至出现了犯罪，司法审判方面也好，可能会手下留情。

　　主持人：手软。

　　汪玉凯：手软，可能下不了狠手，过去我认为还并不是少见的，从发展角度来讲，不管什么样的主体，只要造成对环境的严重犯罪应该一视同仁，应该严厉的通过执法或者是司法的惩治来保护环境，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

　　主持人：好的，继续看。

　　汪玉凯：：这个报告和法院报告非常相似，他俩工作性质完全是相连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这个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2008到现在这五年检察院工作的主要成就，它的一些重点，也分析了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而且按照十八大以后，整个工作布局，以及政府工作报告整个大的格局，对未来检查工作它的思路重点也做了一个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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