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讲的是转变作风，这和习近平提出的转变八项作风完全是互相呼应的，我们行政体格，大部制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政机构、政府的工作力度，作风，有没有良好的形态，如果这方面能够响应八项转变作风的号召的话，我想能够有效地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减少行政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阻力。

　　主持人：问一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大部制改革后我们是不会会实现精兵简政，会不会多出很多公务员，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没有了，这批人怎么安置？

　　汪玉凯：：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但是这次改革这个问题大概不是特别突出，这次改革我看国务院马凯刚才讲没有说必须裁减多少公务人员，我至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机构整合以后确实会富余出一些人，原来好几个办公厅，机关党委，人事局，到一起以后肯定要富余一些，铁道部到交通运输部，但是这次这部分的人员数量不是特别大。第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改革积累了很多成熟的经验，比如我们轮岗培训，转岗，年龄快到了提前退下来，很多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首先一点，即使富余出来的人也不会失业，也不会没有饭碗，这是长期改革的基本政策，首先保证队伍要稳定，即使你没有岗位了，你也可以学习去，培训去，转岗去，经过培训再转岗到另一个岗位上。我认为我们的公务人员在这方面不要过度担心。当然，机构少了以后，领导职数可能少了，这可能对一些领导会有一定的影响，原来一个部，两个部，可能部长、副部长十多个人，现在只剩五六个人了，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合并进去，职数可能超了，自然淘汰。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方面国家不会采取非常强硬的举措。

　　主持人：：关于大部制改革，咱们有哪些国外可以借鉴的经验呢？

　　汪玉凯：：大部制改革的思路还是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思路，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搞公共管理运动以后，叫新公共管理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推行大部制。最早我知道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的时候就推出大部，把政府的部门设置功能分化，大部主要行使决策权，在一个大部下面设立很多执行机构，叫执行局，执行局不制定政策，我根据大部门制定的政策负责执行，我强调我的效率，监督是相对独立的机构，叫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开，执行局有市场机制，强调它的效率。所以，英国开始，后来很多国家慢慢都搞了大部制。我前面讲过，国外发达国家最多的就是18个，最少日本只有12个内阁部，我们这次改革完以后还有25个，相对讲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哪一个国家都是大量执行机构、独立机构，很多机构负责执行的，美国除了16个内阁部，好几十个独立机构，主要是搞执行的，我们或是往这个思路靠。组织部委相对稳定，定型以后相对稳定，20个左右为宜，剩下把一些独立机构、国务院直属机构可以改造成执行机构，慢慢朝决策和执行相互分开的思路发展。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开，这样从结构上就划开了，这样有利于我们对公权力的制约，有利于权力正常的行使，不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最容易导致权力腐败，也是最忌讳的。我们改革还是比较良性的，正朝科学的目标前进。我们最终建立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最终政府架构改革的好不好人民说了算，人民来评判，最重要人民满意，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主持人：：国务院的方案推出以后，到地方职能会遇见哪些困难？

　　汪玉凯：：这个国歌方案出来以后，老百姓来讲还是比较认可的，毕竟我们通过机构的整合，减少了部门，抑制了部门交叉重叠，这是老百姓最反感的，老百姓会给予一定支持，这个改革最终能不能达到主要的初衷，老百姓会不会给高分还都有多观察，不是一个顶层设计方案好，我们这个改革就能成功的问题。这个方案就可以看作一个顶层设计的方案，这个方案好我们成功了一半儿，但是下一步国务院如何推进，如何化解阻力，这个改革如何在地方上铺开实施，最主要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社会管理水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老百姓最终评判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实施，策略，推进都是非常关键的，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部门利益，公权力的约束，公权力的扩张，如果有效遏制住部门利益的扩张，约束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的着力点更多向公共服务，创造环境，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转变的话，人民会满意的，我们政府在整个社会中的角色也会越来越科学。

　　主持人：：刚才报告里有四类组织，科技组，公益慈善类组织，这个政策实施下来会有什么好处？

　　汪玉凯：：这是合作的改革。我们过去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我们是双轨制，要成立社会组织必须找政府主管部门同意，主管部门同意后才拿到政府部门注册。现在我们对一部分机构，从广东开始示范，广东把一部分社会组织，非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就可以直接到民政部去，不要政府主管部门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举措。这也是和国际对接的，国际上大部分国家既有单一制的，就到政府的主管机构注册备案，不需要再找个主管部门。我们现在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这个改革的结果我认为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我们社会组织不管是数量、质量和发育水平，和其他机构数量相比还是低水平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发展发育壮大。只要在制度环节上，在组织登记环节上如果松绑以后，更有利于社会组织健康发展，而不是像过去政府过多的限制。这也是政府对社会简政放权的重要表现。

　　主持人：：比如以前一些公益组织注册可能要和一些机构挂靠，这中间就会产生？

　　汪玉凯：：很容易产生二政府，政府组织和它靠挂以后就可能变成一个二政府了，很多政府人员下来到二政府工作了，把政府机关的工作理念都带到社会组织、行业组织里来了，这个格局，取消主管部门这样的登记管理制度以后，这类组织改变二政府的形象也可以慢慢实现。

　　主持人：：汪教授，最后请您用几句话简单的盘点一下改革开放以来，这是第七次国务院机构改革这样的一个进程，并评价一下。

　　汪玉凯：：第一次1982年的改革更主要的是干部“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1988年改革第一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概念，1993年的改革主要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架构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1998年是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政府组织架构更适合于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2003年虽然是微调，但是也整合了一些合作机构，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2008年第一次有大部制改革的概念。这次改革是在过去六次，特别是第六次大部制改革的基础上，第二个大部制改革的深化，应该说这个改革以问题导向切入，但是它提出的阶段性的改革目标，未来大部制改革还有一定的整合空间，那时候中国政府架构真的可以定型，逐步法定化，让中国的政府管理确实有可能和世界的政府科学管理，现代管理进行对接。

　　主持人：谢谢汪教授的精彩点评。各位新浪网友，感谢你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我们下次再见。

　　汪玉凯：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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