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知情人士介绍，原本新乡市检察院希望归属地新华区接手，但被回绝。其后指定到获嘉县法院，合议庭同样认为证据不足，案件不应成立。“他们不止一次向市检察院和法院反映，但领导却授意必须将此案办成。”

　　在获嘉县法院开庭审理时，新乡各地公检法职工三百余人涌入法庭。

　　庭审现场一度混乱。公诉人每每被回应得无言以对，好几次趴在桌上，旁听席上一再发出嘘声。审判长宣布择日宣判，场面更是近乎失控，有人开始喧闹，有人喝倒彩……

　　而在宣判当天，更富戏剧性的场面出现，等到公诉方离开法庭，审判长突然转向何祖华：“小何，对不起，请你谅解。”

　　“我愿干信访”

　　重获自由后，二人开始不懈申诉。李立富因年龄原因被公安局办理了提前退休，何祖华则被安排到局里办的“保安公司”。

　　“老李的(着落)比较好，可我还年轻，心理上受了摧残，一定要告回来。”

　　由于何祖华的一再状告，案件引起了各级政法部门的重视。曾有一段时间，他的确看见了希望。

　　2006年3月，新乡市政法委工作组对本案重新看卷、访谈，最后形成书面意见：该案的主要证据是证人证言，这些证据确实互相矛盾，建议商请省高院立案再审。

　　一个月后，何祖华又分别向河南省人大和省高院反映情况。省人大认为案件确有问题，便向高院行函要求审查本案，河南省高院也于当年6月向新乡市中院下达再审决定。

　　何祖华称，“这是在无数次的上访中，对我们最为有利的一次回应。”

　　然而，2007年底，新乡市中院再审，维持原判。

　　何祖华不服，他把判决结果归因于李绍君。李绍君现任新乡市中院副院长，主管刑事审判工作，而在此之前，他正是新乡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申诉没有停止。

　　后来，他又给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写信，获得批示。调查组来到新乡，待了近一个月，却依旧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在周边人看来，何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倔。同情他的人渐渐疏离，家人也遭受到莫名的压力。

　　“我爱人原是医院院长，只好调到其他地方；女儿在私企工作，后来企业施压，离了职。”何祖华心存歉疚，“保安公司也劝退了我，现在我没了工作，还得靠家里接济。”

　　但这些年来，家人没有过抱怨，直到这次，他在维权路上又被关押。

　　一向坚韧的妻子痛哭流涕：“你知道吗，全家人都快急疯了。”

　　何祖华却用自己的方式宽慰她：“很多人上北京回来，不是劳教就是拘留，我去了这么多回都没被处理过，因为我懂法，知道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这回是他们弄错了才把我给抓了。”

　　可事实并非如他所说的那般轻松。因长时间得不到满意答复，何祖华的行为也开始变得不大理智。

　　他接受过多家外媒采访，又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蒙冤”警察，搞了多场集会，还拍成视频传到网上，一时引发舆论热炒。

　　他也不止一次被不止一地的警方约谈，最终都因其曾经的“同袍”身份而被网开一面。

　　何祖华清楚自己是在铤而走险。

　　“这对你和国家都没好处，甚至会适得其反。”记者规劝他。

　　——“我认为，只有把声势壮大，得到最高层的关注，(案子)翻过来才有希望。”

　　“那你的诉求究竟是什么？”

　　——“起码要恢复我的名誉与公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去搞信访。”何祖华想了一会儿，补充说。

　　何称自己看不惯衙门作派。他曾亲眼目睹，有访民带着精心准备的材料去信访局，却只让填个表，材料一律不收。因自己的案子被卢展工批复过，信访局才答应收下。

　　“信访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很多人避之不及。但我的经历，一定能够将心比心，取信于民。”

　　自认蒙冤、利益受损、举报……每个体制内的访民上访理由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熟悉体制运作，更加克制、冷静，他们知道底线在哪儿，目标也更明确。

　　从官员到访民

　　文_尤梓

　　不回家。

　　5月14日，董超出狱见到妻子，只留下一句话。

　　他是要去上访。

　　2007年，因被控通过虚开餐饮发票贪污徐州新典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经费5.1万元，董超被江苏丰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此前，他是丰县发改委纪委书记、上述公司破产组副组长。

　　董超不服法院判决，认为多开餐饮发票是为报销工作垫支的费用，实际只有3万元，而且检察院提交的证物——2张领取破产经费的支票是伪造的。

　　服刑期间，董超分别向中央纪委等部委写了共208封信，但均杳无音讯。减刑提前释放时，他才知道，所有举报信都被监狱扣留了。

　　这让董超心里憋了口气，决定出狱后直接去递材料。董超早已被“双开”，但他曾在体制内。

　　体制内的上访，不是一种新现象。

　　早在1968年，周恩来就专门成立了“总理亲启信办理小组”，接见到北京上访的人，干部是其中群体之一。最近落马省部级高官背后，也总能看到退休老干部上访的身影。

　　三类上访者

　　“体制内的上访多着呢”，一名在市、县、乡均工作过的官员称，只不过他们很少为外界所知。

　　以上访理由为标准，体制内的上访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如董超这样，自认蒙冤而上访。他们人数不多，但外界了解最多的反而是他们，例如“湖南级别最大上访户”谭照华。

　　2003年，谭照华因受贿5万元、挪用公款4000多万元，获刑8年。但这名原湖南省物资厅厅长坚称自己无罪，此后6年间，申诉不断。

　　在超过40次进京申冤、写下两大箱申诉材料、从62岁变成72岁之后，2009年9月，谭照华案再审开庭。最终，昔日被称为“三湘第一贪”的“谭照华贪腐大案”，被证明是一起错案——2011年1月，湖南省高院宣布为谭照华平反：撤销原判，谭照华无罪。

　　谭照华并非典型的案例。这类上访中，当事人与司法机关大多数均有瑕疵，但一方“非要有个说法”，另一方因当事人是体制内的人，判决牵涉较大而拒不松口，致使难以息访。

　　第二类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上访的体制内人员。2002年就退休的广西桂平市信访办主任吴宗明，就是这样一个体制内上访者。

　　2007年，因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吴宗明家的房子面临拆迁。由于认为拆迁补偿和安置不合理，吴宗明从一个接待上访者变成了上访者。

　　“有时候想想，觉得也挺可笑的，信访办主任上访。”吴宗明自嘲，“然而，除此之外我已没有更好的办法。”

　　感觉穷途末路的也许还有梦鸽。8月19日，梦鸽因为其子李某某案件，到公安部信访办公室上访，递交资料。此刻，她与吴宗明并无差别，只不过一个已经退休，一个仍在岗位上。

　　当然，体制内的上访并非总是涉及自身，也有出自公心，上访举报腐败或其他问题。这是第三类体制内的上访者。

　　这其中，退休老干部是主要群体。例如2011年，因为时任领导借旧城改造“侵占耕地、强拆民房”，以及存在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山东平度市原人大主任等十余名老干部集体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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