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谷趋势研究中心︱李中客 王昊伟

　　2013年是本届政府上台的第一年，人事布局集中展开，调整频繁，有几点动向值得关注。

　　一

　　70后官员的断层。

　　年末人事盘点，一位70后官员不可错过——时光辉。出生于1970年1月的时光辉(44岁)在此番人事调整中成为首位“70后”副省级官员。时光辉目前任上海市副市长。

　　整体而言，与60后官员的上位时间和提拔速度相比，70后明显逊色不少。

　　现任中央委员中有8名60后正部以上官员(3名副国级和5名正部级)。晋升副部级时，年龄最小的是陆昊(35岁)，大多数都在40岁左右完成副部级的晋升。在44岁之前，周强、胡春华、孙政才以及陆昊都已晋升至正部级官员。

　　目前，“70后”中只有一个44岁才获晋升为副部级的官员。若这一现象未来五年没有改变，中共或将面临一个干部断层期。

　　这种断层现象往下延伸，在上海已经有所展现。2013年3月旬，上海市委开展针对全市年轻干部的调研活动，11个高规格的调研组分赴上海各区县、企业集团、高校、科研院所、市垂直管理单位，为建立2000多人的处级干部人才数据库紧密调研。据《经济观察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在干部选拔上没有一些超常规的手段，上海可能陷入干部断层的危机。”

　　二

　　公安厅(局)长任政法委书记骤减。

　　在十八大之前的十年间，公安厅(局)长担任省(市)政法委书记人数处于上升趋势。对此舆论颇有争议，并将这一现象称为被协调的正义。

　　2003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机关的决定》，提出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由此拉开了公安厅(局)长出任政法委书记的序幕。

　　2008年换届过后，全国有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已经高配为副省级。其中11名由省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将近一半。2010年时，兼任数达到了峰值——14。

　　这一情况在十八大后的一年中迅速改变。截至2013年12月，这一数据已经骤降到2人。仅湖南、宁夏两个省份的公安厅(局)长由政法委书记兼任。2013年度31省份共10名省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履新，他们此前均无公安系统工作经验。同时，公安厅(局)长进入省委常委的数量也在下降——只有4人。

　　三

　　省级政协主席“退常”。

　　2013年12月，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不再担任省委副书记并退出省委常委。这是31个省份中最后一个退出省级党委常委的政协主席。此种现象是近十年来的头一次。

　　对于省级政协主席“退常”，众说纷纭。有人说，政协退常加强了政协工作的独立性。有人说政协主席退出常委，意味着政协地位的弱化。还有人说，政协主席退出常委是为了抑制地头蛇。

　　上述种种仍属于臆测。省级政协主席退出常委不过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此间变化还难言是否构成一种模式。“退常”是周期性调整，还是结构性调整依然有待观察。

　　四

　　“三非”现象。

　　过去一年，有两位省长(市长)的升迁值得关注：上海市市长杨雄和四川省省长魏宏。

　　两位官员在履新政府首长之前都属“三非”，即非省级常委、非中央委员、非中央候补委员。按照人事任免的一般规律，省长人选应是省委常委，多数情况下至少应具有中央候补委员的政治身份。

　　两位政府首长的任命打破了惯例，不过任免背后也同样尊重了相关组织程序。

　　按照中央对省级党委换届的安排，年满58周岁的省委常委在换届之时不再提名。杨雄出生于1953年11月，魏宏出生于1954年5月。沪川换届时，两人均在年龄上过线。故此按照规定，不再提名为常委。同时，中共中央有权直接任免省级党委成员，故此，在十八大之后，中央又分别任命杨雄、魏宏为副书记，其后又按照法律程序出任市长、省长。因此，这一过程虽然跌宕，但却是按照程序来进行。

　　五

　　公安局长“兼任”副部长。

　　在分析2013年度政法系统人事布局时，有一个不能错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傅政华为现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他与浙江省公安厅长刘力伟是仅有的2名以公安厅(局)长身份出任常委的官员。

　　不仅如此，他还是目前仅有的一名跨越央地任职的官员。傅政华于8月任公安部副部长，同时也并未卸任北京市委常委、公安局长职务。

　　在获任中央职务后仍担任地方职务，这在公安系统乃至中共层面都属于比较罕见的案例。在傅政华之前，担任央地双职的就是张德江了。2012年3月，张德江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空降重庆，兼任书记。某种意义上可以将这理解为一种高配，通过授以高级别的职务方便傅政华的行动。从各方面的消息汇总来看，傅政华在“打击网络谣言”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六

　　粤渝高配。

　　胡春华与孙政才作为仅有的两名60后政治局委员引人关注。在人事变动上，两人主政的广东和重庆有所不同。

　　在重庆方面，过去一年中进行了11次涉及常委层面的人事调整。除了陪伴六任市委书记的黄奇帆(市长任内陪伴三任)以及军方常委梁冬春外，其余薄时代的常委均进行了调整。

　　而广东省涉及常委变动的人事调整只有一次：原工信部副部长马兴瑞调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卸任省委常委、副书记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庆和广东的人事配备规格上，均超越了一般省份。一般情况下，一个省级党委常委会配备两名中央委员级别的官员——党委书记和政府首长。而广东和重庆则是三名——党委书记、政府首长以及党委副书记。

　　重庆方面，这三名中央委员分别是孙政才、黄奇帆以及张国清。而广东方面则是胡春华、朱小丹以及马兴瑞。巧合的是，张国清和马兴瑞此前都是军工企业的负责人。这种反常高配中央委员的人事布局，也能看出中央对于两位政治新星领导省份的重视。

　　七

　　大部制之后干部去向。

　　2013年推出了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涉及多个部委，其中一个引人关注之处便是干部去哪了。用得较多的一种折中的办法是：双核领导。若是两个部门二合一，一人新部门的行政领导，一人担任党组书记。

　　新闻出版总署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之后，组建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广电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蔡赴朝任新机构的局长，而版署的领导蒋建国出任了新机构的党组书记。

　　在本轮调整后，年届退休的盛光祖出任了新成立的央企——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总经理。通过新政府组建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镜头画面看，盛光祖与中投公司的负责人并排而坐。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也应该是继中投公司之后，又一家正部级的国务院直属企业。

　　八

　　央企不是中央委员们的最终归宿。

　　中共十八上共有7位央企一把手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他们分别是 (时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蒋洁敏、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兴瑞、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国清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许达哲。

　　一年之后，这7人中仅有一位还留在原来的领导岗位上——林左鸣。

　　已经落马的蒋洁敏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过后，便出任国资委主任；“兵工少帅”张国清赴山城重庆出任副书记一职。马兴瑞则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两次职位调整，先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转任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12月时，出任广东省委副书记。许达哲则在2013年年底接替马兴瑞成为工信部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

　　楼继伟和肖钢这两位金融界大佬亦履新到部委。楼继伟出任财政部部长，肖钢而由银行家变为了监管者——出任证监会主席。

　　通过上述人事调整看，担纲央企掌门人的领导一旦跻身中央委员序列，那么央企的岗位或将不是他们的仕途归宿。成为中央委员也许意味着掌门人将在未来五年获得更多政治历练。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只有一名央企领导(中核集团康日新)，而本届却有高达七名成为中央委员。